众所周知，朱子虽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却并不正式将其命名为学规。那是因为，他认为学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而不应该是为他人设立的必须遵循的规矩准则。他看到别的书院的学规几乎都没有理解这个精神，因而说：“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洞书院揭示跋》）朱子制定学规的意图，尽管如此不拘，但也不能认为朱子的学规就不具有戒律主义的倾向。这从其《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记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董仲舒语，便可大致推测出来。朱子在提倡所谓“居敬存养”时，以整齐严肃为其要，这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吧！此精神在朱子有关小学教育的态度中也可看到。

这只要看一下朱子的《小学题辞》（同上书卷76），就可明白其小学教育的戒律主义倾向了。与此相反，阳明的小学教育则立足于以情为中心的理情一致主义（自然主义）的立场，即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然性情，并顺应其本性，来进行诱导教化，以便发扬其善心，而使其生意畅达。这是阳明的思考方法。正德十三年，四十七岁的阳明在南赣平定横水、桶冈、浰头等地诸贼后，痛感当地民俗之不善，于是决定设立小学，以强化儿童之教化。当时，他针对刘伯颂等人的观点，论及了自己的儿童教育的理念和规则（参见《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及《教约》等），其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就是以上述精神为基调的。

在阳明看来，古代是把人伦教化作为教育的目的，而后世则只顾记诵词章而不顾教化，所以今天的儿童教育，必须以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方向。作为其方法，他列举了诵诗、习礼、读书三样，并批判了当时仅以读书为要，而视诵诗、习礼为不切于时务的风潮，认为这是陷于功利主义而违背古人立教之意的。

阳明认为，诵诗是为了发扬道德情意，习礼是为了严正威仪，读书是为了启发智能。而阳明则对摧挠童心的教育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他认为，近世的儿童教育全都因为违反了这种精神，才使儿童嫌恶学习，养成诡诈、粗顽、鄙吝的恶习。这是阳明在儿童教育方面强调理情一致主义（自然主义）的缘由。朱子的小学教育是从保持性理之严正性的性学精神中推导出来的，而阳明的小学教育则是从重视心之生意的心学精神中推导出来的。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列举的五条学规，分别采自《易经》及孔、孟、董仲舒之语。日本的山崎闇斋称赞它是能与明儒的《小学》《大学》之书相并行的学规（参见《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跋》）。阳明也在《紫阳书院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7）中称赞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然而又不能不认为尚有未尽之意。

据阳明说，白鹿书院的五条学规本来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学者把它们各自分离而不知其一贯之妙，所以朱子主张随事精察而力行之。然而，后世学者却使之失于支离琐屑、色庄外驰，并流于记诵功利之习，但这并不是朱子之罪。而且，阳明认为，朱子亚流之所以陷于支离，是因为不晓得学本来就是心之学。为此，他把白鹿之五条学规视为心学，并概略地作了解说，以阐明朱子学的一贯妙旨。据阳明说，这就是他发明朱子未尽之意的原因（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7，《紫阳书院集序》）。他说：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朱之白鹿之规，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为学之方，又次之以处事接物之要，若各位一事而不相蒙者。

那么，阳明揭示心学的理由是什么呢？

在阳明看来，譬如心是草木之根，心学便是培养、灌溉此根。因为扶植铲锄全是为了培育此根，所以学亦无非是为了育成此根（同上）。读一读阳明的《紫阳书院集序》，就会感到他发明陆子心学，并据以救正朱子学支离之弊的良苦用心。当时，因为扬朱贬陆的风潮盛行，所以阳明恐怕是出于无奈，以借宣扬朱陆同归论来发扬陆子心学，进而救正朱子学之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