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明代的书院教学与当时的学制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
北宋时期，庆历、熙宁、元丰、崇宁各代都致力于振兴学校教育，其间，科举制度得到改良，从而使官学趋于兴盛。到了南宋，则出现了官学衰微、书院隆盛的情形。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唐代，但到宋代才新建起众多的书院。在这些书院中，硕儒成了讲主，而且书院中实行的也未必是科举的预备教育。
然而，随着官学的隆盛，士人大都变得追逐名利，从而使书院教学逐渐衰微，到北宋末年，大部分书院被废止了。到了南宋，书院再度复兴，而书院教学也变得兴盛起来。尤其是白鹿洞书院，朱子将其复兴后，还亲自做了洞主，陆象山则在那里举行过有关《论语》的君子小人义利之章的讲演，给予朱子及其门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之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书院。(1)
到了元代，书院教育虽有发展，但因其官学化而失却了书院教学的本来精神。至于明代，经过整顿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预备教育。举业的范围限定于“四书五经”，并以程朱之说为标准，于是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以作为应试者的标准答案，应试者需全力以赴地将其完全背诵下来。
科举考试时，还要求作所谓“八股文”。因此，教学内容变得空泛，而应试者则专心于投机取巧，终于产生了甚多的弊害，并导致了极端的堕落。正因为如此，才使朱子学沦落到了与汉唐儒学一样的训诂学的地步；加之其成了能据此获利的工具，故而又使自己的真精神丧失殆尽。
在明初，书院的复兴和建设虽逐步展开，但并不发达，一直到成化以后，才渐渐兴起，至嘉靖、隆庆年间而趋于隆盛。但这些都是靠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湛甘泉的努力讲学才得以实现的。这时，教学的真精神受到重新重视。
那么，书院教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理想人格的教育。学而成圣，这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看法，而书院教学的目的就在于此。
圣贤与愚不肖虽说在气质禀赋上有所不同，但都具备同样的道德本性，只不过由于明察完备与否而产生了差别。所以人们在知识方面尽管有生知和困勉之别，但都可能成为圣人。这就是说，学问并不是满足人们功利欲望的手段，而是必须以彻头彻尾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为目的，这才是他们的思考方法。所以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所制定的教学目标，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而是“为己”（同上）。
当时官学普及于天下，并且都实行科举的预备教育，其教学手段亦大都服务于功名利禄，朱子因而对其弊病十分担忧（参见《朱子语类》卷109），并深刻论述了教学目的在于道德伦理的观点（参见《朱子文集》卷78，《信州铅山县学记》《衢州江山县学记》）。朱子的讲友张南轩也同样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明伦，而决非追逐科名利禄之计，习得言语文词之工（参见《张南轩文集》卷10，《郴州学记》《袁州学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因此，朱子和南轩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反对科举的。既是朱子讲友又是其论敌的陆象山也同样持反科举的态度，只不过没有朱子等人那么严厉。象山认为，场屋之得失，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参见《陆象山全集》卷23，《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同时他又认为：“吾自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同上书卷34，《语录》）；“若不徇流俗而临正学以言者，岂皆有司之所弃、天命之所遗”（同上书卷23，《贵溪重修县学记》）。
阳明的《举业论》大抵近于陆子。阳明强调“明伦之外无学”，故以外此而学者为异端，非此而论者为邪说，假此而行者为伯术，饰此而言者为文辞，背此而驰者为功利之徒。认为举业必自此而精，始能无愧于敷奏明试；进仕亦必由此而施，方能不辱于行义达道。然阳明又说：“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王文成公全书》卷7，《万松书院记》）
因此，阳明也是看到了现实的举业之害，才提出自己的反科举之论的。但他又认为，学问和举业原本并不对立，甚至说：“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虽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传习录》下）他还对辰中诸生说：“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王文成公全书》卷4，《与辰中诸生》）
关于举业与讲学的关系，在阳明《寄闻人邦英邦正》（同上书卷4）的书函中有详细论述，他的举业论也可以说就是为此而发的。现摘录如下：
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司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举业，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
仕官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举业乎？
至于治生与讲学的关系，阳明也像看待举业与讲学的关系一样。所以，王阳明反对许鲁斋的《治生论》，因为倘若如鲁斋所说那样以治生为务，就会使学者孜孜不息于营利。而阳明则主张以讲学为首务，治生只是讲学中一事（参见《传习录》下；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