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创建之初，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的是前述的何、王、金、许一派的朱子学。受明太祖知遇，对有明一代的礼乐制度做过诸多裁定，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金华学者宋景濂的老师柳道传，是金仁山的门人；和景濂一起仕于太祖，后成为《元史》编纂总裁的王子充，是和景濂同门的儒者。景濂明确以朱子学为宗，主张“明体适用”之学（参见《宋学士文集》卷5，《理学纂言序》；卷16，《渊颖先生碑》；卷7，《曾助教文集序》）。另一方面，他又评论金溪之学说：“学问不及于心者久矣。陆子兄弟卓然有见，亦豪杰之士也。”其论学宗旨，实已接近于象山心学一派（参见同上书卷28，《六经论》《述玄》《萝山杂言》）。

子充虽然在博学与才思上都不及景濂，却能把圣人之道致用于世。他认为，礼乐、典章、制度、名物是“致用之具”，是精神、心术的寓所。所以他力排记诵之学、佛老之学而倡导有体有用之学，并以永嘉的经制之学、永康的事功之学为有用致用之学而加以推崇（参见《王文忠公集》卷4，《王氏迂论序》；卷1，《原儒》；卷28，《六经论》；卷5，《知学斋记》；卷3，《送顾仲明序》；卷5，《沧江书舍记》）。

子充从全体大用的立场出发，在将濂、洛、关、闽与永嘉、永康之学相调和的同时，又认为陆学简易正大而有功于圣学，最后提出了朱子的道问学与陆子的尊德性不可偏废的主张。他说：“惟合朱陆之异，则学术之真有证矣。”（同上书卷5，《灵谷书院记》）正是基于这种折中朱陆的主张，子充建议把会通朱陆、谋求折中群经的草庐与鲁斋一起从祀于孔庙（参见同上书卷11，《孔子庙庭从祀仪》）。

子充还表现出重视心学的倾向，他认为，从范围天地、经纬古今、综合人事到酬酢事变，都是心思之致处。所以他说：圣贤以“求放心”、“养心”、“尽心”为心学之要，如果废弃心学，则人即使有心也如同无心一样。他还说：无心，则身之主宰失，而身也就失去了化物的资格（参见《金华丛书·华川卮辞》）。

在此基础上，子充还以《书经》的“思日睿，睿作圣”之说，《管子》的“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之说，《扬子》的“神心恍惚而经纬万方”之说，以及《孔丛子》的“心之精神谓之圣”之说为例，强调“思”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大学》的致知格物之功，除“思”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什么了。然而他又认为，思之极即无思，但无思并不是没有思，而是不能再思。子充还以《易》的“何思何虑”之言和《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为例来论证无思说。

不可否认的是，从朱陆之学中看到并发展了全体大用之学的草庐之学，对尔后的朱子学或明或暗地产生了影响。尊奉朱子学的明初大儒，这时也不得不顺应了这一潮流。例如，薛敬轩根据“复性居敬”而把程朱的“致知”和“主敬”归于一路；吴康斋把“穷理”浑融于“主敬”，而其门人娄一斋则提倡陆学的“本心”说，同门的陈白沙亦以杨慈湖的“静澄”心学为宗，等等，都是明证之一，在此暂不详述。我想指出的是，被称为明学之祖的吴康斋与吴草庐是江西同乡，他们的思想与当地余脉犹盛的陆学相结合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