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交替之际，儒学并不兴盛，后因赵江汉成为元人俘虏，朱子之书才在北方流传开来。江汉之学又由于许鲁斋、郝陵川、姚牧庵等而得到传布。尽管当时朝廷也根据朱子学来录用文人，但被录用的人并不理解朱子学的真精神。他们专营利禄，只是为了进身之便才从事朱子学。所以，当时陆学被弃之不顾是理所当然的（参见《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卷93，《静明宝峰学案》；《陆子学谱》卷18，《私淑上序》等）。

然而，鲁斋在论述全体大用时非常羡慕古人有为于时：“学古适用，随时中理”（《许文正公遗书》卷8，《高凝字说》）[5]，并在所撰的《熊勿轩文集序》里说：“文之传世，岂易云乎？不深于道德，不能以为文；不关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世教其用与！”把勿轩的全体大用之学当作是对圣贤之道统的光大。

鲁斋所说的“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许文正公遗书》卷末附录，《国学事迹》），是一句名言，这一见解亦出自于他的全体大用思想。(3)

鲁斋的朱子学，以《大学》的正心为诚意格致、修齐治平之根本（同上书卷3，《大学要略》），以德性为学问之大节目（同上书卷1，《语录》上），并且提倡良知良能的扩充之要，等等（同上）。他把重点放在比知识、思索更重要的涵养践履方面。所以，倾向于陆学而主张朱陆调和的吴草庐，称鲁斋之学是“不期必同，却有同矣”（《吴文正公集》卷22，《俨斋记》），也不无道理。原来，鲁斋对陆学是不满意的，但在他的学说中却有使朱陆接近的倾向。(4)

显然，在论述吴草庐的全体大用思想时，有必要结合勿轩的思想来加以考虑。据《勿轩先生传》记载，有人请草庐作《考亭书院记》，草庐闻江南学者勿轩已有此作，便马上辞谢了。如前所述，勿轩的《考亭书院记》是把朱子学当作得圣人全体大用之学而加以论述的。据此可知，草庐之学与勿轩之学是一脉相通的。

且勿轩是私淑于勉斋的朱子学者。草庐对其师饶双峰之学虽有批判，但双峰是勉斋系的学者，所以草庐也同样是受勉斋系的全体大用思想影响的儒者。草庐还对古礼做过系统研究，并视胡安定、孙泰山之学为有用之学，称赞其门下异才辈出，卓然而行（参见《吴文正公集》卷22，《尊德性道问学斋记》）。

勉斋之学传于金华的何北山。北山之学传于王鲁斋、金仁山。仁山之学传于许白云，另一支又传于江西的饶双峰，其后出了吴中行、朱公迁，虽一时繁荣，然再传不振。何、王、金、许一脉相传的朱子学正统，到了柳道传、吴正传、戴叔能、宋潜溪等，又传承了朱子之文风而使之兴盛。所以，即使说朱子学之正统传于金华也不为过（参见《宋元学案》卷82，《双峰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王文忠公集》卷2，《宋景濂文集序》）。

据说，北山是与宋代尹和靖相似的儒者，鲁斋是与宋代谢上蔡相似的儒者，仁山是最以明体大用为宗的儒者，浙学乃借其力而得以中兴（参见《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仁山把李延平传授给朱子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语提揭出来，以阐明其明体达用之学，并将此说传给许白云（参见《王文忠公集》卷11，《拟元儒林传》；《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

据黄宗羲说，仁山、白云之所以力主理一分殊之旨，是因为地处浙河[6]的缘故。当地有陆门杨慈湖派的学说流行，他们只以本体为究竟，因而既不能理会事物，也不能悟得本体，于是便产生了流弊。故而仁山、白云特以理一分殊之旨救其弊（参见《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