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在其后学亚流中是怎样展开的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其经过，看一看朱陆同异论的源流吧！

朱子门人陈北溪以明晰的思辨和论理，阐述了体用兼备之要；黄勉斋辑《仪礼经传通解》之续编，揭示了其师全体大用的思想。然而，若把勉斋的全体大用思想与北溪等的全体大用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便可看到前者更加重视浑一性。朱门再传弟子真西山，在其所著的《心经》《政经》二书及《大学衍义》中，也表达了这一看法。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如前所述，是为了获求政治、经济、礼制等具体事实的，在其后的朱子学者以朱子为本的经解和训诂中，也可看出都是为了遵照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而加以运用的，其中尤以勉斋系的朱子学者为多。例如，元代胡炳文著的《周易本义通释》，还有胡一桂著的《易本义附录纂疏》和陈澔著的《礼记集说》，这三人都是勉斋系的朱子学者。众所周知，这些经解、训诂在明初都被收入了《五经大全》一书。

虞道园的《学古录》（卷44，《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记载说：元初朱子学的兴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成了科举之学，但正因为此，使朱子学所提倡的道问学之真精神被渐渐遗忘而偏向于语言训释之学了。于是，朱子的道学终究还是变得与汉唐的训诂章句学无甚差异了。

这种倾向在宋末的朱子学中已经存在。当时熊勿轩就曾叹息学者只知诵习朱子之文而不究其全体大用之学（参见《正谊堂全书·勿轩集》卷3，《考亭书院记》）。

元代的吴草庐也曾指责朱子后学这种陷于记诵词章之俗学的现象，认为这是“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吴文正公集》卷22，《尊德性道问学斋记》）。吴草庐是陈北溪和黄勉斋系的朱子学者，他曾责难其师饶双峰，认为其学只是精训诂、密讲说，并认为陈北溪、饶双峰的学问与记诵词章之俗学相去不远（同上）。

这两个人，虽然对陆学系的学者和重视居敬涵养的朱子学者同样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却突出了以明晰的思辨反对陆学的朱子学的特色，这方面的功绩是不能忽略的。

专把朱子学看作全体大用之学而加以强调，并据此匡正朱子学末流的诵说之弊的是上面提到过的熊勿轩。他的全体大用思想对元代儒学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也不应忽略。

熊勿轩在浙中游学于刘敬堂之门时，始闻朱子晚年与黄勉斋、陈潜室论学的要旨，从而使他明白了朱子之学的体为全体、用为大用，与世儒以诵说为事有天壤之别（参见《勿轩集》卷1，《送胡庭芳》）。但因勿轩又是勉斋系的学者，所以他继承勉斋著《仪礼经传通解续编》之志，完成了朱子门人未完成的《三礼》的编辑工作（参见同上书后序；许衡序）。此外，像前述的《纂疏》《易学启蒙翼传》的著者胡一桂，也有“理象本一原，体用非二途”的说法（参见楠本正继：《全体大用的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期，1952年）。

那么，勿轩以朱子之学问为全体大用之学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他的下述言论中找到答案：

重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太极图》）、书（《通书》）、《西铭》《传》（《易传》）、《义》（《周易本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此而已。（《勿轩集》卷3，《考亭书院记》）

勿轩把朱子的“全体大用”看作是集胡文定“明体适用”之大成，而把真西山看作是善于体认全体大用之学的人。他说：“继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体全体，其用大用，又慈湖之学所未尝有者乎！”（《勿轩集》卷3，《晋江县学记》）据此可知，勿轩的全体大用思想不仅与朱子的，而且与勉斋、潜室之外的（真）西山的全体大用思想，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

但西山的全体大用思想与别人的稍有不同，他具有重视心之体的倾向。所以，像追求操存践履之实的明代朱子学者胡敬斋，便高度评价了真西山之学，而责难饶双峰、朱公迁之后的朱子学者的浮华。他说，这些人以为考察能明道、注解能传道，而结果却堕入了口舌之辩（参见《正谊堂全书·敬斋文集》卷1，《复汪谦》）。至于西山之所以重视心，这或许与他接触了陆门的杨慈湖、袁絜斋的思想有关联（参见《真西山文集》卷35，《慈湖先生行述》；《慈湖训语》；《絜斋先生训语》等）。西山还为被陆学拥护者批评为“谈空说妙无持守”的慈湖之学辩护说：

言道以本心为正，言德以直心为主。则其为论至平实，既与谈空说妙者不同。而于当世之务讨论区画，若指诸掌，又非脱略事为者也。（《慈湖训语》）

排斥记诵之学的勿轩，在叙述上述全体大用思想时，还列举了西山，并把他与朱子相提并论。而接受了西山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勿轩学说，后来又被称作元代两大儒的许鲁斋和吴草庐所继承；与陆学有接触的西山思想，则又被继吴草庐之后而提倡朱陆同异论的明初的程篁墩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