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元代大儒，人们往往会举出北方的许鲁斋、南方的吴草庐。众所周知，鲁斋恪守朱子学，而草庐则倾向于陆学，并谋求朱陆两学的调和。

虞道园在其师草庐的行状中指出：朱子有集周、程、张、邵及罗豫章、李延平之大成的功绩，而陆子则超然于此，有得于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之旨，进而强调“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此见其全体大用之盛矣”（《道园学古录》卷44，《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这无非是认定，草庐之学是发明朱陆而见其全体大用之学。

据此可以推测，所谓朱陆同异论（朱陆同旨论）与全体大用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全体大用，用朱子的话来说就是：“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根。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传》）

实质上，格物致知（穷理），即是基于道问学而使吾心之体成为全、吾心之用成为大。然而，朱子又把尊德性和道问学同样视作为学之要。这是因为，心本来虚灵不昧，拥有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明德”。只是与陆学相比较，或许可以说，朱子是以道问学为本，而陆子则是以尊德性为本。但如果说朱子的道问学之究极即在于得心之全体大用，那么尊德性也就是明心之全体大用的手段。从这一观点中可以看出，在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中，已蕴藏了朱陆同旨的根源。(1)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可以说是以胡安定的“明体适用”为基础，并集宋儒的“体用相即”、“体用兼备”说之大成的。因为朱子不说“体”而说“全体”，认为心本来虚而具万理，不言“用”而言“大用”；认为心本来灵而应万事。在朱子看来，心虽是浑然的虚体，但其中具有森然的人伦条理，并显现为具体的实际事功。

若据此，也许就不会陷于佛老的虚无寂灭，而能得体之全；也不会陷于事功派的卑俗不纯，而能得用之大。这是朱子提倡全体大用的缘由，也是反对佛老之学和事功派的一种武器。然而，朱子的全体大用，从他的《社仓法》和《仪礼经传通解》来看，那是就政治、经济、礼制等具体实事来加以考虑的。这是他所提出的全体大用思想相对于陆王来说所独有的特色。

尽管陆子也是称赞朱子的《社仓法》并把它实施于自己的老家金溪青田（参见《陆象山全集》卷1，《与赵监第二书》；卷36，《年谱》“淳熙元年”条）——阳明也并没有忘记和忽略制度文物（参见《传习录》上）——但在陆王那里，如果说考虑全体大用的话，那也是为了追求心之全体。

相反，朱子则可以说是追求分殊之事用的。他遵循李延平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之教，从而做到了从分殊到理一的过渡。借用朱子门人赵师夏之言，即“必辨其毫厘，会得其同；穷其曲折，成全其大”，这就是朱子的立场。据此，朱子就能明确地觉察到佛老的欠缺了(2)（参见《延平答问后编序》；《朱子文集》卷97，《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如果陆子也提倡这样的全体大用之学，那他也会像熊勿轩那样，基于朱子学只讲圣人全体大用之学的立场（参见《正谊堂全书·勿轩集》卷3，《考亭书院记》），而把《庄子·齐物论》所谓的“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称作“庄子势阻则谋，计得则断”（《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等，进而将全部大用都建立在灵活之心的基础之上。因此，那些指责陆学没有全体大用思想的学者（参见李穆堂《陆子学谱》卷20，《后学辨论》；《万子承苍答顺德陈守沦陆子文集书》），其见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然而，陆王尊崇灵活之心的目的是为了求理之实。由此看来，在陆王那里也同样有提倡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论前提。如此一来，则陆（王）学也就接近于朱子学了。或者说，如果朱子的全体大用论也重视心之全体（即心的层面）的话，那也就接近于陆（王）学了。在这里，实际上也就存在着朱陆同异论（朱陆同旨论）发生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