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对明代经学附言几句。明代的印刷术较为发达，因此不论官方和民间，都出版了许多书籍，这对学问的普及有很大贡献。但经学却未免相形见绌。概言之，明代是经学的衰颓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在明代，传统的古典主义的破坏与自由主义的勃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对古典的解释，在明代便出现了一种不执着于传统而立足于自由立场的风潮。

当然，朱子对古典的解释也是富有独创性的，但朱子基本上没有忘记汉唐训诂学的立场。而看看阳明《传习录》中对古典的解释就能明白，在明代这一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阳明对古典的态度，与其说是遵循古典主义，不如说是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更贴切。阳明的这种态度，大概来自于王司舆[2]。但就阳明本人来说，是否已十分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反倒是其后学可以说是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阳明的门人季彭山著有《诗说解颐》四十卷，徐文长在书评中说：此书不拘泥于旧闻，而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适于用，此可谓孔子之遗意也。这也可以视为徐文长自己对古典的态度。他又说：“以知凡书之所载，有不可尽知者，不必正为之解，其要在于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适于用而已。”（《徐文长文集》卷20，《诗说序》）

如前所述，儒道佛三教合一论兴盛于明代，在明末则尤为流行。这里所说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提倡三教归儒，被世人称作“三教先生”的林兆恩有如下解释：“合一者，合而为一也，非谓同也。合一谓同，则一字足矣。合而为一者，儒道佛三教之流合而为一也，是孔子之儒也。”（《林子全书·性命札记》）

但是，所谓“合一”，却存在着儒者提倡的以儒教为中心的合一、道家提倡的以道教为中心的合一及佛家提倡的以佛教为中心的合一这三种倾向。林兆恩谋求的是以儒教为中心的三教合一。他说过：“三教一道，归儒宗孔是也。”（同上）但是，即使在儒者当中，持三教合一立场的也以王学左派，特别是王心斋一派即泰州派为多。赵大洲、罗近溪、焦澹园、周海门、陶石篑等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关于合一论的问题，需要注意林兆恩所说的“三教一道”说，它认为，以三教为三道而求其兼修是不行的。如果提倡兼修的话，那就应该是所谓三教调和论和三教混融论，而这是自梁代陶弘景以来，尤其是宋、元时期就已盛行了的。宋孝宗、万松行秀、李纯甫、径山师范、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等人就是此论的代表。

三教之间当然有异同，但兆恩的“三教一道”说，却坚持即使在教的方面有异同，在道的方面也没有异同的三教合一论的立场。兆恩谈道，孔子以三纲五常立本，老子以修心炼性入门，释迦以虚空本体为极，此乃三教之“教”而非“道”（同上）。这就好比说，江湖沟渠，虽各有别，但其水则同。所以，李卓吾甚至认为，在道的问题上，本来没有儒、老、佛之异，只是由于后学亚流的邪说，才有了别名之异（参见《李氏焚书》卷1，《答邓石阳》；《李氏说书》卷8）。

黄宗贤说：“三教之言性皆同，而作用不同，今之为禅学者，欲并作用而同之，所以施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泥。”（《明道编》卷1）据此，三教合一论的特色似乎在于体用皆同这一点上。因此，在提倡此论的人之中，有人把被儒者斥为“有体而无用”的佛教也看作是与儒教同样的有用之学。例如，林兆恩说：“释氏（佛教）乃有体有用之学也。”（《林子全书》卷8，《三教会编》）紫柏达观也说过：若彻悟于无所得之空观，而“知无所得，则一切众生，可以交神之道见之，见之者，乃痛民饥即我饥、民寒即我寒”（《紫柏老人集》卷23，《与李君实节推》）。

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论的鲜明特色。另外，三教合一论者并不伴有反对佛教异端的意识，这从此论的主旨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明末文人中，像徐文长、屠鸿巷、袁中郎兄弟、钟伯敬等那样兼修三教的人也很多。当时不仅有儒者注疏佛书，佛氏注疏儒书，而且文人注疏佛书的情况也很普遍，这大概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吧！

明末三教合一论的流行，也许是时势使然，但我认为，明太祖的宗教政策大概也有一定关系。明太祖坚持“三教归儒”的立场，认为儒教与道教、佛教是阳与阴的关系，而且道教、佛教之阴对儒教之**有补充作用。因此，太祖也从道家、佛徒当中求天下之人才，其中若有精通儒学的人才，便把他们与官僚同等对待，吸纳他们参与天下的政教。明末的管东溟、杨复所、李卓吾等，都遵循了太祖的这一思想而提倡三教合一。罗近溪与其门人周海门也颇为赞成太祖的三教论。据记载，李卓吾著有《三教品》一书（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伪书），在其自序中推举明太祖为“三教圣人”，认为凡反对三教合一论的人都是不遵循圣言谟训的“反古背上”的大戮之民。

在明末，诸教融合之风流行，即使在佛教界内部也不例外。当时在佛教界流行着以禅为中心的念佛参禅合一论和禅净习合论。在《智旭随笔·梵室偶谈》中，也可看到念佛参禅一致论的观点。李卓吾也说：“念佛一门简易直截，信佛为华严初住法门。即心即佛，即为最上一乘。”（《李氏续焚书》卷4；《李温陵外纪》卷[3]）而云栖袾宏在《阿弥陀疏钞》中则说：“往生净土后，始悟自心佛。”又说：“自性之处即心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潮呢？从上述李卓吾的话中可以推知，这是由于时人尊崇性情之自然的风气，或喜好自然主义的简易直截之心法的趣向所导致的结果。

如前所述，明代流行善书[4]，而明末尤盛，善书被大量刊刻，而且出了像袁了凡那样的著名善书家。在善书的著者中，有不少是三教思想家。因此，善书与三教的结合也很盛行。袾宏有论述佛家功过的《自知录》，就是其中一例。在明代，善书之所以能流行，出版技术的发达、庶民文化的提高等大概是其原因之一，但明太祖《六谕》的普及对此也有一定影响。

备考：

考察明代的文化和思想时，当然要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时代背景，但这些方面会有各个专家去研究，在此恕不详论。

(1)当时的工艺也一样。冈田让治氏在题为《宋代的无纹漆器》一文中谈道：“值得注意的是，被目为宋代遗物的器物，只限于黑漆、朱漆的无纹之器物，这似乎可看作是宋代漆器的一种倾向。譬如，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等无纹瓷器的流行，在四川省德阳县（今德阳市）出土的银器中包含不少无纹器物，都说明了这一事实。宋代金属工艺的倾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从唐工艺的多彩的装饰美，转向清新简洁美的宋工艺的特色。”

(2)这种思潮在晋代清谈者中和清末都存在过。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把君子之礼法视作“残贼乱危”的死亡之术；清末的鲁迅则认为“礼教吃人”（《狂人日记》）。只是前者派生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后者派生于所谓的民主主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