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儒林传》的序文中，概要地记载了以下一段话：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对此，《明儒学案》的著者、阳明学者黄宗羲提出了以下意见：

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

同情阳明学的明末僧侣智旭也同样高度评价了明学，他说：

予每谓明朝功业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一人，直续孔颜心脉。（《灵峰宗论》卷64，《西方合论序》）

论者或曰，明学不过是宋学之糟粕而已。此论果真得当吗？

从宋学到明学的展开，如前所述，是从性（理）学到心学的展开。但是，从心学的观点来说，明学既可以说是因陈白沙、王阳明而兴，又可以说陈学是王学的先驱。而且严格地说，这也许比明学因王阳明而兴的说法更贴切。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虽然王学是通过陆学溯源到孟子的心学而加以发展的，而陈学则可以说是出自吴康斋（吴与弼）的朱子学而提倡心学的，其心学是静澄端本之学，其中具有与依靠具体的流动之心的陆学相悖的，而有与以本心之静虚为宗的象山门人杨慈湖之学相通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在陈学中存在着与朱子学相通的因子，即把性置于心之上、并具有静的倾向（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王阳明》）。

朱子学一到明初也渐渐有了注重内心的倾向。据说，在明开国文臣宋景濂、王士元的学说中，已经有了这种倾向，接着又有薛文清、胡敬斋等。即使从这些所谓明初著名朱子学者的学风来看，恪守朱子学的立场，以至于坚守朱子学的二元论倾向，或追求细密分析和博大知识的朱子学的特色，已愈益减弱，而出现了重视一元论和心之存养的倾向，这在思想方法上可以说是一股接近陆学的风潮。即使是禅宗，在明初也呈现出偏爱如同陆学那样崇尚心的简易直截的风潮。当时流行着“当下直悟”的观念。念佛禅的流行，或许显示了明初禅风的一种特色。

明初儒学尊重内心的倾向，如果探其源流，远在宋末就能找到它的踪迹。在宋末的朱子学中，虽有注重概念之争、卖弄知识而忽视真切体认的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朱子学是提倡心之切要的学说。于是，这派的朱子学者便把朱陆合一当作自己的方向。因此，即使说所谓的朱陆同异论就产生于这种风潮之中，那也并不过分。

朱陆调和论在明初的程篁墩那里大体有了结果，阳明心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此为媒介而把陆子、孟子的心学加以展开的结果。这从被陈清澜非难为程篁墩《道一编》之续编的阳明所著的《朱子晚年定论》中也能窥知一斑。阳明心学在嘉靖、隆庆以后风靡一世，其以“致良知”为学术宗旨的心学，比主张“心即理”的陆子心学，显得更加精微和亲切。

阳明所说的“良知”，是明确的道德感知，按原意应视为具有道德法则（天理）性质的东西，也应视之为与好恶之情浑一的、真正以有为无、以无为有的真性命。这大概是对陆学心体秘蕴的最好发明吧！在陆子的“心即理”说中，工夫的亲身实践尚欠明确，因而很容易使工夫“逐光景”[1]而陷于弊害。至于阳明的“致良知”说，则因学问头脑得以明示，故其强调亲身实践亦颇为明确，而且其工夫也更加以简易为切至，以切至为简易。

具有如此特色的阳明“致良知”说，由于与时代的价值趣向相符合，因而广泛地流行于世，其影响甚至波及文艺等领域。即使明末的文人画家，也或明或暗地受到了他的影响。王阳明从年轻时就开始致力于心学，然而，由于明初以来作为官学的朱子学仍很隆盛，所以阳明是从以性为宗的朱子学转而倡导以心为宗的。正如《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王阳明在中年时并没有从曲学阿世的观念中摆脱出来。但晚年当他以“致良知”为学之宗旨以后，便把一切杂念统统抛在脑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自的心学，最终奠定了明学。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高明精微和圆熟后，才最后达到的既包括宋学全体大用之思想，又吸取佛道虚无之观念，进而阐释独自的良知之立场的高度。

建立了这种独特的心学体系的阳明，即使对古典的解释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他的古典解释，只不过是为了自己思想表现的方便所采取的自由之立场。如后所述，这是明代经学的一个特色。

阳明殁后，王学分为良知现成派（左派）、良知归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证派（正统派）三派。归寂、修证两派的思想是把王学还原为宋学，然而，由于带有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倾向，故而不太兴旺。现成派的思想则是顺应王学发展的方向并适合时代潮流的，因而得以广泛流行，以至于风靡明末社会。但由于现成派主张当下现成，尊奉心之自然，无视工夫，知解任情，最终导致蔑视道德、淆乱纲纪的恶果。现成思想不仅存在于儒学，而且还流行于禅学，又因两者合为一体而越发猖狂。明末禅僧智旭对此曾感叹地说：当时的禅者“只贵子见地，不贵子行履。谓有见地，必有行履；有行履，未必有见地也。今负狂解，而**德丧检，痛哉”！对自负知解、道德沦丧、趋艳弃简的风气痛叹不已（参见《智旭随笔·梵室偶谈》）。

不管怎么说，心学之弊似乎在明末已达极点。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批评其弊说：“宗心者必侮圣贤，学禅者必呵佛祖。彼等对祖宗尚且如此，对吾身心之学则必不知其畏，故陷小人而无忌惮矣。”（《思辨录辑要后集》卷9）

看到上述心学流弊的明末儒者如陈清澜之流，对此曾作过尖锐的批判。陈清澜恪守朱子之性学，而把心学归于异端之禅，并且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而痛加排斥。当然，在批判派中，也有人不但对陆王学，而且对朱子学也做了批判，吴苏原、郝楚望等就是如此。

他们提倡以气为中心的理气、性气一元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认为，宋之宗性之学与明之宗心之学，归根到底都陷入了佛老的空寂。总之，程朱性学是以事理之切要教导吾人，而陆王心学是以心之切要教导吾人，与此相反，吴苏原、郝楚望的气说则是以实践之切要教导吾人。这种思想在日本的古学派中也得到了传播并发挥了作用。

在明末，还有为矫正王学流弊、吸取其长处而建立的新朱子学学派，即湛甘泉学派和东林学派。这两派儒者，在国家的动乱之秋，善于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要，其宗旨是从坚持严肃的性理的朱子学之理想主义立场去纠正王学流弊，同时又能正确地理解王阳明以心（良知）为学之宗旨的真意，并吸取其长处，从而建立起新的朱子学。这样的朱子学，在明末也以王学为媒介而得到了新的展开。

接着，又出现了以朱子学为媒介而开启王学新生面的刘蕺山。经过他的努力，明末儒学放射出一段光彩。他根据精深入微的阳明之好恶说，提出了独到的诚意说。蕺山认为，程朱以性理为宗，阳明以良知为宗，但都不能摆脱支离空**的禅学和功利变诈的俗学。而作为头脑之学的诚意说，则最终开启了重视心体之生命血脉的王学之秘蕴。

总之，弥漫着现成派亚流思想的明末思想界，忘记了作为阳明学说之宗旨的心体原本就是伦理的源泉，是植根于道德的经世之本这一基本点，而仅仅听任于简易浅薄之情，以至于滋生出蔑视伦理道德的流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排除、匡救这种流弊的儒者，他们或者重新挖掘程朱陆王之学，或者复归于古学，并阐明作为人类生活支柱的伦理道德，只有基于静肃的心、诚实的心，以及笃实的日常实践，才能得以维持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潮流所向，他们的苦心无论如何也是难以防遏此种流弊之漫延的。

心原本是动的，但若只是随意流动的话，就会失去本体。所以杜甫有诗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的话，就不能获得真心。明末流行的现成派亚流的思想，尽管依于心，却反而失其心，因而不无自掘坟墓之感，以至于使以“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为宗旨的宋学精神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