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1]，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先生曰：“然。”（《传习录（下卷）·钱德洪录》）

【译文】

有人问：“古人对‘人性’的议论，各有异同，谁说的才是定论呢？”

阳明先生说：“人性没有固定的体例，不同人对其议论也就没有固定的体例。有从本体上来说的，有从生发运用上来说的，有从源头上来说的，有从流弊处来说的。总而言之，只有一种人性，只是人们所见有浅有深。若是执着于一点，就不对了。人性的本体，原本是无善无恶的，在生发运用上也原本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但是其中的流弊就是执定为善和执定为恶。比如眼神，有喜悦时的眼神，有发怒时的眼神，直视的时候就是正视的眼神，微视的时候就是眯着的眼神。总而言之，都是这一个眼（在看）。如果看到发怒的眼神，就说不曾有喜悦时的眼神；看到直视时的眼神时，就说不曾有眯着看的眼。都是执定一端，就知道这种认识是不对了。孟子说的人性，是从源头上来说的，也只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的‘性恶’说，是从流弊上来说的，也不能完全说他讲得不对。只是他的见地不够精深。普通人则是失去了心的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人性，要人做功夫以追求源头上的明彻；荀子从流弊方面说人性，做功夫只在末流上去补救，就比较费力了。”先生说：“对。”

【解析】

此节值得注意的是阳明提到了荀子的“性恶”说，后一句拿孟子和荀子就“人性”的不同阶段做功夫做了比较，得出荀子“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孟子和荀子正好是先秦时期“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代表人物，将二者放在一起探讨一直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为避免枝蔓过多，我们就结合本节的内容管窥一下二者的皮里春秋。

先引用一段《资治通鉴》中的话：“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就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的兆头开始而逐渐变得显著的，圣人的思虑深远，所以能在细微的兆头开始之时就治理，普通人的见识浅陋，所以必须等到事情变得显著了然后再去补救。在兆头刚开始的时候去治理就会用力少而功效大，在事情变得显著的时候往往竭尽全力也不能补救过来。

孟子做功夫的方法，用阳明的良知说来解释，就是在良知的萌发之时（源头上）就做功夫，做什么功夫呢？自然是善念扩充，恶念遏制的功夫。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但是他也强调约束人性的恶，使之归于善，与孟子不同的是，他的去恶为善的功夫是在恶已经发酵了之后才加以实施。这就好像是在救火，孟子在星星之火的状态下只要浇上一小杯水就可以扑灭，荀子却要在大火已经燎原的情况下再开着救火车赶来，二者哪个费力哪个省力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此看来，同样作为救火队员，孟子比荀子要高明得多。但是，实际情况是用孟子功夫的人比用荀子功夫的人要少得多，原因就在于“圣人之虑远”而“众人之识近”，本来良知是人人具有的。“众人”和“圣人”就其自带的“操作系统”而言，原本是没有差异的，后来这个“虑远”和“识近”的距离又是如何拉开的呢？我们再看下面一则小故事。

和阳明先生同时代的学者王廷相，曾经讲了一次乘轿的见闻。一次他乘轿进城遇雨，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择地而行，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由此便“不复顾惜”了。

普通人的心理和这个轿夫类似，一旦被“私欲”所“折节”之后，往往就会破罐子破摔，不再用力致心中之良知，甘愿让良知之明镜日益锈垢蒙尘，且美其名曰“与世同浮”。所以，阳明先生在前面谈到做克治私欲的功夫时说“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大本事人尚且如此，更何况私欲环绕的普通人呢？但是普通人并不是不做克治功夫，只是他们做克治的功夫，往往要等到私欲带来了切身体会的痛楚之后，才知道回头自省，更多时候，是需要灾难或者法律帮他们去自省，也就是这节说的“只在末流上去补救。”

其实这节说的“用功在源头上明彻”和“只在末流上救正”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发挥，比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就是分别对应的“用功在源头上明彻”和“只在末流上救正”，而隐藏在这些国策背后的思想正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为了不牵扯过广，我们不再详谈。

[1]荀子性恶之说：荀子（前313—前238）战国末期赵国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恶说，在其著述《荀子·性恶》中有关于性恶论的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