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亿”“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1]，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后尽，在惟濬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2]而询刍荛[3]，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传习录（中卷）·答聂文蔚》）

【译文】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说法，您认为只要能诚，即便是旁支小道、委曲防御，也均为致良知的运用。这种认识很对很对，偶尔有掺和搭配之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惟濬（陈九川）所说的，也不能说不对。就您来说，应该汲取惟濬的说法才完备，而对惟濬来说，又需要汲取您的主张才能明确。要不然，则难免各有偏颇的毛病。舜思考浅近的话，并且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这并不是说浅近的话应当思考，割草打柴的人应该请教，所以他才这样做，而是因为良知的显现运用，光明圆莹，没有一点障碍和阻隔，这就是被称为“大知”的原因。只要带了一点执着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在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实用功，只有这样才行。

【解析】

“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聂文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阳明的认可，意思是只要内心坚守良知的准则，即便在具体的手段上，以曲为直，也都是良知的作用。

比如汉武帝时的宠臣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汉武帝面前耍宝取乐，汉武帝也一直把他当作排忧解闷的俳优看待。而事实上，东方朔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只不过时势使然，一直没有被汉武帝重用。不过东方朔并没有因为政治上不被重用而像贾谊那样，郁郁寡欢，忧思成疾，英年早逝；也不像陶渊明那样官场失意，却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归隐田园。他采取了一种大隐隐于朝的策略，并且以见缝插针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找到了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展现自己存在价值的位置。他不在乎自认为是正人君子之人的讪笑侧目，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信念和做事方式，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他的滑稽幽默，更像是一种取信于皇帝的手段。借助高超的进谏艺术，东方朔多次规劝了汉武帝在治国施政方面的过失，而又不用上演一场场“文死谏”的老把戏。其于国于民于己，都做到了问心无愧，这不也正是良知之用的体现吗？

随后，阳明又谆谆教诲聂文蔚，要和陈九川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只要保持良知明澈显现，则智慧、能力自然会日进。

[1]曲防：委曲防御。

[2]迩言：《中庸》第六章有“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浅近之言）”。

[3]刍荛（chú ráo）：割草打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