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1]。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2]“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3]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作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4]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传习录（中卷）·答欧阳崇一》）

【译文】

来信又写道：“人情机诈无穷，如果用诚信来对待，往往受到它的欺骗。要想警觉人情的机诈，自己就会坠入‘逆诈’和‘臆不信’。逆诈就是诈，臆不信就是不守信。被别人欺骗了，又不能觉察到。能够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无故臆想别人不诚信，而又常常能预先觉知一切的，唯有晶莹剔透的良知才做得到。但是，良知的先觉和‘逆诈’‘臆不信’之间的差别十分细微，背离先觉而暗合欺诈的事情多有发生。”

“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是孔子针对他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而说的：当时，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去逆诈、去臆不信，从而使自己陷于欺诈和不诚信；同时也有人虽不逆不臆，但不懂得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受人欺骗，因此孔子才说了这番话。孔子的本意并不是教人以此存心，而一味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存心去留意别人，正是后世猜忌险薄的人所做的事。只要存有这个念头，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不逆诈、不臆不信，却被人欺骗，尚且还不失为善，但是不如那些能致其良知的，自然能预先觉知的人贤明。你认为只有良知晶莹剔透的人才能这样，可知你已领悟孔子的宗旨了。但是，这只是凭你的聪明领略到的，恐怕还不能落实到实践之中去。良知在人的心中，万古横亘，充盈宇宙，无不相同。这正是古人所说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你所说的背离先觉而暗合欺诈的情况，他们虽能不欺诈人，却不能没有自欺；虽然不臆不信，但是却不能做到自信；他们或许常常希望能够先觉，却还常常不能做到自觉；常常有寻求先觉之心，这样却已陷入了逆诈和臆不信，就已足够蒙蔽其良知了。这就是背离先觉而暗合欺诈的事情不能避免的原因。君子求学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防备别人欺骗自己，只是永远坚守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不是考虑别人相不相信自己，只是永远坚信自己的良知罢了；不是为了预先警觉别人的欺诈与不守信用，只是永远努力地自我察觉自己的良知。所以，君子不自欺，良知就没有虚假而能真诚，良知真诚就能光明。君子自信，良知没有迷惑而能光明，良知光明就能真诚。光明和真诚彼此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仿佛明镜高悬，任何东西在明镜前都不能遮掩其美丑。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自欺而自然会真诚，也就容不下外人的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到。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容不得外人不诚信，如果有外人不诚信就能觉察到了。这就是所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也就是子思讲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但是，子思所说的“如神”，所说的“可以前知”，还是被当成两件事看待了，因为这是从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仍然是给不能事先觉知的人说的。如果就至诚而言，那么，至诚的妙用即为“神”，而不必说“如神”了。至诚就能无知但又无所不知，也就不必再说“可以前知”了。

【解析】

这节讨论欺诈与诚信的问题。从反面而言，可见欺诈与不诚信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从未脱离过人类社会，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遭遇了空前的诚信危机。

这节的文字虽然读起来有点绕口，但是阳明把自己的意思还是表达得很清楚。天天良知不离口的阳明先生是如何面对别人的欺骗的呢？他是如何识破的呢？又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就说说他剿匪的一点往事。

当年，阳明被安排到江西当巡抚以平定当地匪患。他到任之后，土匪们和王大人经过几番交手，很快发现这个对手和前任的官员大大不同，几个回合下来，竟然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这种窘境极大地挫伤了横行地方数十载的土匪们的自尊心。他们痛定思痛，穷极思变，就想出了一个新点子——诈降。

正面战场上既然对抗不过你，我们就来点出其不意的。土匪们显然已经从侧面了解到阳明先生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天天良知不离口的读书人。那很好，只要是人，就有弱点。讲良知的读书人的弱点应该就是心善吧，那我们就当一回东郭先生遇到的狼——土匪中的智囊人士就是如此对阳明进行性格分析的。他们对自己是狼的定位，拿捏得还是比较准的，只是将阳明先生目测为东郭先生，显然是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最终要为这个误判付出代价。

对于土匪们的请降要求，王大人以出乎土匪们意料的爽快答应了。本来土匪们认为王大人就算再善良，也要先考察一下自己归顺的诚心后再受降吧，起码还不得搞个歃血为盟什么的？没想到所有麻烦都免了，唉！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啊，心眼就是实诚。土匪们心中闪现了一丝对“老实巴交”的王大人表示同情的怜悯，但是刹那间就将这丝怜悯丢到了九霄云外，凶残、狡诈的本性重新附体。

王大人一边好言安抚这些“归降”的土匪，一边暗地里调查这些土匪的底细，不久之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掉了其中几个人，这下整个诈降的土匪群体都傻眼了。杀掉这几个人的原因就是：从官府的存档资料看，这些人都有过多次归降又多次反叛的污点记录，而这几个人就是这些土匪的元凶首恶。这样一来，达到了如下效果：第一，杀鸡儆猴，今后谁再敢反复无常，欺骗官府，下场就是死，这样那些原本打算假降的人变成了真降。第二，元凶首恶没了，这些人没了领导者，群龙无首，再作乱也缺少了之前的凝聚力。

从形式上来说，阳明在使诈啊。在这节里，他一直让人不要逆诈，不要“臆不信”。但是，就阳明这方面来说，他能识破土匪的诈降之计，并不是因为阳明本身奸诈，而是他的良知能常觉、常照，能将实际情况洞悉无疑。他前面的几任官员都搞不定这里的匪患，肯定有原因。知行合一的阳明到了江西，肯定会调查匪患不除的根本原因。唯物主义者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在阳明这里，走访调查的行动就是他良知的自然指引，心如明镜，丑俊皆照，土匪们的虚虚实实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呢？世间的机诈，因为本身违反常理，其中的蛛丝马迹自然难逃对万事洞明无碍的良知，这就犹如孙猴儿本事再大，也难以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

[1]逆、亿：语出《论语·宪问》，原文是“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预先怀疑。“亿”，通“臆”，随意猜测。

[2]“不虑”四句：语出《孟子·尽心上》，原文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易·系辞下》中有“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3]“先天”四句：语出《易·乾·文言》。

[4]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语出《中庸》，原文是“至诚之道，可以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