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1]。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2]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

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3]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传习录（中卷）·答欧阳崇一》）

【译文】

来信又说：“老师您说‘为学终身只有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可不去理事，也不可不加以修养，这却是把理事与修养分为两件事了。’愚见以为，感到精疲力竭，不能将事情处理完，就是良知（的判断）。宁可不处理事情，先去休养，这是致知。这怎么成了两件事呢？如果事情来了，事态不容不去处理，就算筋疲力尽，但只要自我激励，强打精神，也能支撑着处理完事情，由此可知，让意志统领着气力还可行。不过，此时的言行举止毕竟是有气无力，待处理完事情就会疲惫不堪，这不和滥用精力差不多吗？这期间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不知道。然而，有时被事势所逼，又怎么能顾及精力？又有时困于精力，又岂能顾及事势？该怎么办才好？”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加以修养，这句话对初学者来说也不无裨益。但是，把处理事情和修养看作两件事就有了问题。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终生的学问就只有“集义”这一件事情了。义，就是宜，心做到它应当做的叫作义。能够致良知，那么心就能“得其宜”。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应酬万变，应该做的就去做，应该停的就停下，应该生时就生，应该死时就死，斟酌调停，也无非是致良知，以求问心无愧罢了。因此，“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力所不及的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能称为致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可以称为是致良知的事情。如果说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加以修养，也是因为先有了功利心，去计较其中的成败利钝，尔后再在其中做出私意上的爱憎取舍。这样是把处理事情当成一件事，把修养当成另一件事，就是有了看重内在而忽视外在的心态，就是师心自用，就是处于义之外了，这便有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问心无愧的功夫了。你所说的自我激励，强打精神坚持下去，处理完事情后就会疲惫不堪，又说被事势所逼，被精力所限，都是把处理事情和修养当成两件事看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困惑。凡是做学问的功夫，只要一心一意就会真诚，心有旁念就会虚伪。以上你所谈及的情况，均是由于致良知的心意缺乏诚恳、专一、真切。《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曾经见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时，还要自我激励、强打精神才能坚持下去的人吗？曾经见过这些事情过后而人感到极度困乏疲惫的情况吗？曾经有过被事势所逼，被精力所限的人吗？从这几点你就会知道病根到底从何而来了。

【解析】

欧阳崇一的问题十分尖锐，而他所说的情形对世上大多数人而言也都能感同身受。举例子来说，周末即将到来，劳累了一周的你期待着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在差五分钟就要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宣布，明天有紧急的业务，需要几个员工加班，由于老板对你平时的工作能力十分欣赏，特意点中了包括你在内的几个同事。相信此时的这个“惊喜”会让你犹如被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从精力上来说，劳累了一周的身体急需休息，但是从工作上来说，公司的业务需要加班，而且违背老板的决定甚至有丢掉饭碗的可能。此时，良知该何去何从呢？

被形势所限制，你会十万个不情愿地答应加班，只能按这里欧阳崇一所说的那样，自我激励，强打精神，硬着头皮去加班，本来是强弩之末的精力在经过一天的操劳后，更是疲惫至极。欧阳崇一想问的就是，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不是和滥用精力差不多吗？

阳明的回答中，有这样几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夺人眼球的是“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八个字，连生死这样的大事也仅仅是为致良知而服务的。当然，如果“良知说”在涉及生死的问题时就绕过去，良知说也就辜负了天下千万信众对它的笃信，也算不上是“血统纯正”的学说了，甚至会被人冠以“伪学”的称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生命无法逃避的终极问题，也是人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阳明当然不只是随便说说，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的生死观，用半生的言行（因为龙场悟道是阳明先生中年时期的经历，故说“半生”）践履了自己的良知说。当然，我们知道，阳明先生的归宿不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而是病逝的。但是，阳明先生去世时的遗言足以光耀千秋——“此心光明，夫复何言？”他是在没有任何遗憾的情况下驾鹤西去的，对于一个以文臣封侯拜将，半辈子戎马倥偬，在平叛战争中杀人无数的人来说，可以死而无憾，这该是一种何等纯粹的学养？何等磊落的气概？

从对待生死的态度来看，阳明是当之无愧的随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但另一个问题来了，朱熹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名言，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句名言几乎成了朱熹在当时遭遇人人喊打的最著名罪证之一。从形式上来看，朱熹也是主张舍生取“义”，这和阳明相同啊，为何众人不指责阳明，却都不放过朱熹？我们下面接着看。

如果阳明是秉承朱熹那般迂腐的生死观，那他就不配叫王阳明了。在《王阳明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王阳明向朝廷请求告病还乡，省亲致仕的奏章。阳明请求归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我们知道，阳明先生身体不好，痰嗽之症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此病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可能是肺结核之类，但在当时，这就是不治之症。第二，阳明先生从小受其祖母抚养，与祖母感情很深，他常年在外做官，无法在祖母膝下承欢、尽孝心。但是，在《王阳明全集》当中，类似这样告退的上奏实在太多，从反面我们也可以推知，朝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允许他的奏请，否则，阳明也就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这些内容相似的奏折了。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知，阳明是非常重视健康的，反诘者会带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语气问阳明，你不是说“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吗？怎么到了国家需要你效力的时候，你却要告病而退？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阳明上告退奏章的时机，都是在局面绥靖之下，按照阳明的说法，此时的情形，换作别人来顶替自己的职位也完全可以搞定，而自己病躯残喘，思亲成疾，留之并不能对国家有更多补益，而去之于国事并没有损失，对自己则诚如旱禾得雨，此时，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就是该做的“义（宜）”事。

相反，在平定宸濠之乱这件事上，阳明却忠实地践履了自己“当行则行”的言论宗旨。当时，他只是路过叛乱发生之地，当地发生的事情是不属于他管辖的，且宸濠之乱刚起之时声势浩大，阳明手中并没有正规军队。如果只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着想，阳明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反正出了事情朝廷追究责任也追不到自己头上，而组织平叛对当时两手空空的阳明而言难度太大，而且失败后很可能会丢掉性命。但是，阳明认为，这件事从良知上来说，就必须去做，这就是对“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的注解了。理该如此，虽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当然，我们知道，对于“知行合一”的阳明来说，他的勇气绝对不是来自一种盲目的血气之勇。良知既然能告诉他该做什么，同样也能告诉他该怎么做。

这样，就引出了阳明下面说的话：“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有了这句话做补充，阳明“舍生取义”的内涵就和朱熹“舍生取‘义’”的内涵有了很大不同。并不是他吝惜生命，而是热爱生命，不到最后的关头，决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会依从良知的判断找到击败敌人的最佳途径。忠义，不仅仅是勇气与血性，而是勇气和智慧的双重化身。这东西，在他这里，叫良知。

[1]“思不”句：语出《论语·宪问》，原文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2]“劳其”五句：语出《孟子·告子下》。

[3]“不得”句：语出《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