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昔周茂叔[1]每令伯淳[2]寻仲尼、颜子乐处[3]。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传习录（中卷）·答陆原静书》）

【译文】

来信写道：“过去，周敦颐经常要求程颢寻觅孔子与颜回的快乐之处。请问这种快乐与七情之乐是相同还是不同？若是相同，那么普通人只要满足了欲望都能快乐，又何必去寻觅圣贤之乐呢？如果说（除去七情之乐外）另有真正的乐，那么当圣贤碰到大忧、大怒、大惊、大惧的事情时，这种真正的乐还存在吗？况且君子的心中常存戒惧，这应该说终身都在忧虑中，又何从得到乐呢？我这个人平常比较郁闷，还没有体会过真正的圣人之乐的趣味，现在，急切希望能找到这种乐趣。”

乐是心的本体，虽然不同于七情之乐，却也不在七情之乐之外。圣贤虽然可以说有真正的乐，但这种乐也是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只是普通人有了这种乐自己却不知道，反而要自寻烦恼忧苦，自己给自己加上不少的迷惘。即便在忧苦迷惘之中，这种乐也未尝不存在。只要一个念头认得准、辨得清，反躬自问诚实无欺，那么就能体会到这种乐了。我每每和你谈论，也无非都是这个意思，而你仍要询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这种乐，这就不免坠于骑驴找驴的蔽障了。

【解析】

先看两副曾国藩写的对联，其一：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其二：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这两副对联所要表达的含义正好是这节内容的最好注脚。“忧处”以及“战战兢兢”正是向天理——也就是阳明这里说的“心之本体”——主动靠拢时所用的功夫，“乐处”与“亦畅天怀”正是能遵循天理所受到的情感奖赏。痛并快乐着，圣人之乐的景况大体可以这样表述。

这节用来做对比的两种乐，一个是“七情之乐”，一个是“圣人之乐”。“七情之乐”在《传习录》的前文中曾经提到过。眼睛爱好美色，美人在怀，是肉欲之乐；嘴巴爱好美味，佳肴在口，是食欲之乐；耳朵爱好美音，丝竹悦耳，是音声之乐。耳口身之乐，是常人最基本的求乐之途。再往上一点层次的，出行要车，香车宝马，是出行之乐；安歇要屋，广厦千间，是安歇之乐；处众好名，名闻海内，是好名之乐。陆澄就是分不清这些乐和圣人的乐到底有什么不同，才发出那样的提问。

阳明首先指出了“乐是心的本体”，自然“圣人之乐”也就是心的本体之乐，随即指出此乐“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这句很关键，是儒学有别于佛学的地方，佛学要求人斩断七情之乐，而儒学却肯定了“七情之乐”的合理性。

从“拉拢”最广大的人民组成最广泛的“为学统一战线”的角度看，儒学这点宗旨比佛学要争取的人多得多。古典文学中，曾经对和尚有过这样的描述：色中恶鬼。意思就是和尚比起普通人，在色欲方面的欲求更加强烈。佛家强行要求人六根清净，却滑入极端，反而违背了天地大道的自然之理，所以实际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人的性欲需求也是自然之理的一部分，和饥要求饱，寒要求暖一样，都是人的自然诉求，强行压抑合理诉求，实际是违理而行。儒家的“圣人之乐”不离七情，但也绝对不被七情之乐所羁绊，那是因为圣人之乐有更高的遵循准则，那就是“循理”，也就是阳明说的“心之本体”。

因为人人具有此心，所以普通人的“七情之乐”中，其实就孕育着“圣人之乐”的萌芽。只有在圣人那里，这个萌芽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在普通人那里，有的刚发芽就遭到了自己私欲的戕害，有的长成了灌木却由于主人疏于灌溉施肥而裹足不前。因此，普通人要做功夫，就是去掉“自求”的“许多忧苦”，去掉“自加”的诸般“迷弃”，将此乐的萌芽培育成大树，方能体验到“圣人之乐”。

[1]周茂树：即周敦颐。

[2]伯淳：即程颢。

[3]寻仲尼、颜子乐处：《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有“昔受学于周茂树，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孔颜乐处，指以孔子为代表的乐天、超然境界。其原出见《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另在《论语·述而》中有：“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