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1]，武之不葬而兴师[2]，养志养口[3]，小杖大杖[4]，割股[5]庐墓[6]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7]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8]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9]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译文】

来信说：“儒道的大旨容易明白。像您所说的良知良能，就连愚夫愚妇都具有。而至于具体执行的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不同的人做起来就会有毫厘和千里之大的差距，所以必须有待学习才能知晓。现在您举例说温凊、定省之类的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像舜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曾子奉养父母的心志而曾元奉养父母的口舌和身体，小仗就承受大仗就逃走，割股疗亲，筑庐守墓等事，或者持守常规，或者适当权变，在其中的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评判出一个是非，以作为行事的标准。这样，才能做到心体不被蒙蔽，临事才没有过失。”

儒道的大旨容易明白，这话很对。不过后世求学的人忽视了这容易明白的地方而不去实行，反而汲汲以求那些难以明白的，然后将其当作学问。这也就是《孟子》中所说的“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在近处却到远方寻找，事情在容易的地方却到难的地方寻求）。”孟子还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就像大路一样，哪里会难以知晓呢？只怕人不去践行（道）而已）！”良知良能方面，愚夫愚妇和圣人共同具有。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这就是圣人和愚人之间的区别，具体执行起来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圣人怎么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专门把这些当作学问的根本，而圣人所说的求学的人，正是指那些能致其良知，能精详地体察自己心中天理的人，这和后世所说的那些学问是不同的。没有顾得上致自己的良知，反而汲汲于具体执行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上求索，这正是犯了上面说的求那些难以明白的，然后将其当作是学问之弊病。良知相对于具体执行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像是规、矩、尺度（单位长度）相对于方、圆、长短一样。具体执行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不可以预先确定，就像是世间的方、圆、长短是不胜枚举的一样。所以只要规和矩一旦确立，方形和圆形就无法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方和圆就会不可胜用了；一旦尺度确立，长的、短的距离就不能作假，然后测量天下的长短就会不可胜用了；只要良知被“致”了，具体执行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就不能作假，然后实行具体的行动步骤，以及依据时机变化所做出的应对策略也就不可胜用了。毫厘和千里之间的误差，不用我心中良知的一念之微去体察，又将凭借什么作为依据去应用其所学呢？如果不用规和矩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方和圆，不用尺度而想要去测定天下的长和短，我只能看出这些行为中的乖张和荒谬，终日忙碌而终归一事无成而已。说温凊、定省之类的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但是“知道”却不能致其“知”的人却不少啊！如果说粗略知道了温凊、定省中的礼节和程序，就称他们能致其知，那么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应当仁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仁的知了；知道作为臣子应当忠的，皆可以称其为能致他的忠的知了。那么，天下又有谁是不能致他的知的呢？由此而言，就知道要致知就必须要行动，而不行动就不可以称为致知，这是很明白的了！“知行合一”这个说法的体系，不就是很清楚了吗？像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哪里是舜之前就有人不禀告父母就娶亲，以作为舜效法的准则的呢？所以说舜是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这种举动的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的呢？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难道是周武王之前就有有人不葬其父而兴兵的例子作为准则吗？所以说周武王考证了什么典籍，向何人请教，而做出如此举动呢？还是他反求于自己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其轻重和适宜与否，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举动呢？假如说舜的心不是真挚地担心没有后嗣，周武王的心不是真挚地要拯救百姓，那么舜的不禀告父母而娶亲，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就是极大的不孝不忠。而后世的人不下力气在致其良知，以精详地体察自己心中的天理以用于应事接物之间，反而想凭空地讨论那些权变情况下的应对之事，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以企求处理事情时没有过失，那就偏差太远了！您所举的其他事例，皆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所说的致知学说，也就可以知晓了。

【解析】

顾东桥首先说了“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这一点得到了阳明的认可，以此前提推论出圣人和愚人都具有良知良能，在这里两人也达成了共识。

但接下来，分歧就来了，顾东桥表达了两层意思，来说明“节目时变”中的详细内容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第一层，他诘问阳明，其所说的温凊、定省之类的关于孝道的事，谁不知道呢？意思就是关于孝道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世间大不孝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所以要做到孝还必须通过学习。第二层，他举了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例，来说明现实世界中人所面对的孝亲情形的绚烂多姿性，来进一步证明学习“节目时变之详”的必要性。

顾东桥举的这些例子，每一则后面都隐藏着一段或关于爱情，或关于战争，或关于虐童，或关于自残等内容的逸事，而这些经过我们古人的剪裁加工，全成了孝亲的案例。这些典故中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倾向，以现代的眼光看，很多都可以被视作是封建礼教中的糟粕，这些东西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比如割股疗亲，作为吃人封建礼教的典型案例一直被今人厌弃，其中的小杖、大杖的典故，放在现代，也只能作为虐童门事件而登上新闻媒体的头版。所以说，这些典故细谈起来也是争议一大堆，我们就不要去蹚这浑水了，只需要知道，顾东桥不过是举了一些孝亲方面比较反常的例子就行了。

再来看阳明的回复，他首先道出了世人的通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这是《孟子》中的原话。《道德经》中也有类似意思的话：“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意思是大路非常平坦，但是人们偏偏不喜欢走大路，就喜欢找那些坑坑洼洼、曲曲折折的小路走。所以，不论是儒家的亚圣还是道家的始祖，都对人类这种有点“贱”的德性洞若观火。从这里阳明引出了下面的结论，良知良能虽然愚夫愚妇同圣人一样都具有，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真理往往就是如此简单，如此朴素。

“节目时变之详”这些东西，圣人不是不理会，而是没有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理会。头等大事依然是致自己的良知。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连自己手边那些已知的、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却踮着脚去眺望那些远处的、模糊不清的、未知的事情。所以良知之不能致，也就可想而知了。然后阳明将良知比喻为规、矩、尺，将天下的“节目时变之详”比喻为“方形、圆形、长短”，只要有了与之对应的工具，就可以丈量天下所有的方形、圆形、长短。

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阳明是把良知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底层来看待，如果将人比喻为一台计算机的裸机，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就像是安装在这台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所以说它是最基本、最底层的软件。而“节目时变之详”就好像是具体的应用软件，只要你的操作系统没有漏洞和病毒，运行流畅，那么任何应用软件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良好。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许多人的思想就好像是一个布满了漏洞或病毒的操作系统，却不去想着如何实现操作系统的健康运行，而是玩了命地在那里做能让应用软件流畅运行的努力。这岂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吗？

所以说，阳明和顾东桥的分歧，就在于，顾东桥是在说应用软件这个层次的问题，而阳明是在说操作系统这个层次的问题。阳明强调操作系统，正是为了更流畅地运行应用软件，所以看似没有谈论应用软件，其实已经谈了；而顾东桥在那里大谈应用软件，却忽略了操作系统本身的毛病，才导致了应用软件的运行不畅，所以看似在那里谈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没有找到病根。

按照阳明的说法，像顾东桥说的“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这句话中说的“知”其实是“觉知”，而不是良知。世人大多数情况下所说的“知”，都是被局限在了“觉知”这里。所以，阳明就得出了他学说中最有力的一句结论——“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只有通过行，才能“致”良知判断为正确的“觉知”，才是真正的知，这才是“知行合一”。最后，阳明又拿顾东桥举的那些孝亲特例中的情形，解释人在解决“节目时变之详”这些问题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准依然是自己内心的良知，除了良知，真的没有第二个标准可以作为圣人恪守不渝的准则了。

[1]不告而娶：语出《孟子·万章上》，原文是“万章问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对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2]不葬而兴师：指周武王未葬其父周文王，就兴兵讨伐商纣王。事见《史记·伯夷列传》卷六十一。

[3]养志养口：语出《孟子·离娄上》，原文是“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曾元，曾参之子，曾皙之孙。大意是：曾子奉养父亲曾皙时，吃饭时必定有酒肉，将要撤去时，必定请示剩下的酒肉给谁食用，如果曾皙问有没有多余的，必定回答说“有”（唯恐其父以为酒肉不多而不肯食用，故必曰“有”）；曾皙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奉养曾子，必定有酒肉，将要撤去时，不请示将剩下的酒肉给谁食用，如果曾子问有没有多余的，曾元就回答说“没有了”，实际上是将剩下的酒肉留在下顿再给父母吃。像曾元的这种做法，就叫作奉养口舌和身体。像曾子的这种做法，就可以称为奉养了父母的心志。

[4]小杖大杖：事见《孔子家语·六本》，原文是“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久之，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曰：‘舜之事瞽叟，小杖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姑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不孝孰大焉？’”

[5]割股：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疗亲典故，指孝子割舍自己腿上的肉来治疗父母的疾病。

[6]庐墓：古人在父母或者老师过世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称为庐墓。

[7]“道在”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8]“夫道”二句：语出《孟子·告子下》。

[9]规矩：指规和矩，规是校正圆形的工具，矩是校正方形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