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1]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译文】

徐爱问：“至善只在心上求，恐怕还不能穷尽天下的事理吧？”

阳明先生回答道：“心就是理，天下还有心外的事、心外的理吗？”

徐爱又问：“比如服侍父亲的孝道，侍奉国君的忠诚，结交朋友的信义，治理民众的仁政，其中有很多道理，恐怕也不可不探索一下吧？”

阳明先生长叹一声，说道：“这种说法带来的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又岂能一句话就让你开悟！姑且就你所问的来说吧。比如服侍父亲，难不成要从父亲身上求个孝的道理？侍奉国君，难不成从国君身上求个忠的道理？结交朋友、治理民众，难不成去朋友身上、民众身上求个信义和仁政的道理？这孝、忠、信、仁都在自己心里，可见心就是理。自己的心没有私欲的蒙蔽，就是天理，不需要再从外面增加一丝一毫。自己的这个和天理合二为一的心，用到服侍父亲上就是孝，用到侍奉国君上就是忠，用到结交朋友和治理民众上就是信义和仁政。只要自己心中在去除私欲、存养天理方面用功就行。”

徐爱说道：“听先生这么一说，我已经觉得有所醒悟。但是旧有的说法缠绕在胸中，还有没能彻底明白的地方。比如服侍父亲一事，其中的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之类，有许多具体的步骤，不也需要来探讨一下吗？”

阳明先生说：“怎么能不探讨？只是要有个要旨，首先讲求在自己心中去除私欲、存养天理。就像说冬天保证父母的温暖，也只是要尽自己此心的孝道，唯恐有一毫人欲夹杂在其中。说夏天保证父母的清凉，也只是要尽自己此心的孝道，唯恐有一毫人欲夹杂在其中，讲求的也只是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没有人的私欲，纯然是天理，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孝顺父母的心，冬天自然就惦记着为父母保暖，便要去探求一个‘冬温’的道理；夏天自然就惦记着为父母消暑，便要去探求一个‘夏凊’的道理。这些都是那诚恳的孝顺之心所散发出来的具体步骤。由此可见，必须先具有这种诚恳地孝顺父母的心，然后才有这些具体的步骤。就像树木，这诚恳孝顺的心就是树根，具体的孝顺步骤就是枝叶。必须先有树根，然后才能长出枝叶。不是先抓住枝叶，然后再去种树根。《礼记》上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必定是先有对父母的深厚的爱作为根，才能产生和气、愉色和婉容。”

【解析】

从文义上而言，这节的内容不难理解，但所谈的内容却是阳明心学中非常重要的“心即理”的概念，由于阳明阐释得已经非常清楚，我不想就此节本身再谈什么。我想从另一个更有时代意义的角度来谈谈。

阳明在这里举例子阐释“心即理”的概念，很不巧的是，徐爱提问时举的例子全是围绕着忠孝仁义这些伦理方面的内容。而我们知道，中国自清朝末年，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起因正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工业文明的起源，是来自于科技的进步。百余年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但是，总体趋势不外乎两个词，这也正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而至今国人仍在孜孜求索的两个词，那就是“科学”与“民主”。

“民主”这两个字说起来牵扯面太大，我们姑且不谈，这里只谈“科学”。“科学”更准确的表达是“科技”，涵盖了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工业文明的兴起是以科学技术上的突破为前提的。近代学术界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划分，无一不是以科技上的重大进步性事件为标志的。如“蒸汽机时代”，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作为进入工业时代的标志；接下来是“电力时代”，把电的广泛运用作为人类文明迈入新阶梯的标志；再后来就是现在我们身处其中的“信息时代”，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作为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的标志。

当代科技的进步无一不是通过探索大自然的“理”而实现突破的，这明显和阳明表述的“心即是理”背道而驰。阳明心学给人的感觉是伦理气味太浓，所论内容多是在谈人在伦理方面的修养。在这个注重科技与创新的时代，显得毫不适用。甚至有这样一种论调，近代中国没能在科技发展上与西方并驾齐驱，要归因于阳明心学只注重人伦修养，而漠视探索自然之理。

阳明以孝道作为例子来阐释“心即理”的观点，如果考虑到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孝治天下基本上是每个朝代都标榜的。自从西汉董仲舒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的每一个朝代，在政治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坚持“忠孝仁义”这一基调。这是历史的时代性使然，无可厚非。

虽然阳明在这一节恰好用“孝道”这个偏重于伦理方面的例子来解释“心即理”，而且《传习录》中关于伦理方面的叙述又占绝大多数，但是这并不能表明阳明心学只能在“伦理”领域一展身手。

在前面，我们探讨过“至善”这个词，“至善”其实就是“理”。当时我们对“至善”的定义是：人心对事理的反映与本然如此的自然之理重合为一时，那个心之所止的点就是“至善”。可见，“至善”的“善”字，不能简单地看作道德判断上的善恶之“善”，“至善”指心与天理相吻合的点，请特别注意，“天理”是什么？“天理”实际上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哲学中讲的真理、原理、规律等在人心的投射，这些东西在没有投射到人心之时的存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字可以概括，这个字就是“道”。“道”投射于人心就是“天理”，孤立于人心的存在状态就是“道”，这不是我个人杜撰的，在后面有阳明的论述。

科学上的发明，技术上的创新，哪一个不是依据“道”？只不过这些“道”到了我们现代的教科书中，变成了牛顿三大力学定律、相对论等，其实这些东西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道”，这些“道”在与人心相契合时，也就是人心在对应领域实现“至善”之时。

搞科研和发明的人，在探索的过程中，对阳明心学的运用正好可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句话来形容。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发明和创造，都无非是人心对“道”的恰如其分的反映和运用。这种反映和运用，在阳明这里是什么？不就是“致良知”吗？不要看到“良知”两个字就往伦理方面想，“良知”涵盖伦理却又非“伦理”所能局限。它“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句其实是阳明心学著名的四句教中的第一句，这里顺便提一下，后面还会详细讲到。

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落后绝对不是阳明心学带来的。《传习录》中很多对话都是围绕着伦理方面而谈的，所以给人一种假象，阳明心学无非是在谈伦理学。但是通过上面的剖析，我们知道实情并非这样，“至善”是“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中国古代有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这点我承认。但是阳明先生在对“天理”的解释中，从来都没有说过只限于人伦方面的道德判断，而实际上，“道德”这两个字，在古汉语中的解释也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不一样。“万物运行的本然如此的规律”称为“道”，“万物各得其所”称为“德”，“德”者，“得”也，这才是“道德”本来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品德判断意义上的“道德”。

所以阳明说的“心即理”，在人类对自然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时，同样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严谨、客观地进行科学探索的过程，也正是一个去除自己内心“一己之见”的私欲的过程。

[1]温凊定省：《礼记·曲礼上》有“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凉），昏定（安）而晨省（视）”。大意是作为子女，冬天要关心父母的保暖问题，夏天要关心父母的消暑问题，晚上要向父母问安，早上要对父母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