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阳明还编纂了《朱子晚年定论》，他在序中说：

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

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幸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从这段序中我们可以窥见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的良苦用心。此外，王阳明在给安之的书信中还说：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编纂《朱子晚年定论》的态度。

后来，明儒罗整庵大力批判《朱子晚年定论》，清儒陆陇其和陆世仪等也极力驳斥《朱子晚年定论》。然而，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只是想删除朱子学说中那些“主心”的内容，并没有限定从多少岁开始是朱熹的中年，从多少岁开始是朱熹的晚年，所以用年、月时间的考证来责难王阳明只是因为不了解先生的真意而已，所以我们在此也没有必要一一予以辨明。

《朱子晚年定论》收录在《传习录》下卷的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