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没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后，圣人之学不明，邪说横行。教的人不教圣人之道，学的人不学圣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里借此满足自己的私欲。世间流行这种风潮，人们都争相效仿，圣人之道终被埋没。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说，实施欺压他国、谋求攻略、颠覆他国的计划，欺天瞒人，为得一时之利而耍弄权术。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不计其数。长此以往，争斗劫掠频繁发生，人们将难以忍受这些灾祸。世人最终堕入禽兽夷狄的邪道，就连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词语注解】

○王道熄：王道是指天下为王之道，与霸道相反。王道是指以仁爱为本，尧舜及三代圣王施行的、光明正大、公正无私的道。“王道熄”是指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事。《孟子·离娄章句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集注》：“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

○霸术焻：霸术是指春秋时代五霸施行的权术，外假仁义之名，内行私己之欲。《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字典中没有焻字，估计是“昌”的白字。施本写作“昌”。东正堂认为是“昌”或者“焆”，这两个字都是炽盛的意思。

○圣学晦：圣学是指关于王道的学问。圣学在孔孟时代还没有丧失，孔子、孟子故去之后，圣学变得不明朗，王道不再施行。

○邪说：王道以外的奸邪学说，指后文中提到的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以及杨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

○假之于外：《孟子·尽心章句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指的是圣人之道，即仁义。“假之于外”是指假借仁义之道装饰表面。

○靡然而宗之：屈从并以此为根本来尊奉。诸本写作“靡然而宗之”，佐藤一斋在《〈传习录〉栏外书》中说，施本、俞本中没有“而”字。

○芜塞：杂草丛生，道路被堵塞。《近思录·观圣贤类》中列举了程明道的话：“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倾诈：奸诈，通过欺骗将人扳倒。

○罔人：欺骗人。

○苟一时之得：获取一时的效果。

○猎取：瞄准射击并获得。

○管、商、苏、张：管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时代人。管仲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被称为仲父。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详情请参照《史记》中的《管晏列传》。商即商鞅，战国时代人。商鞅辅助秦孝公，提倡变法自强，被称为商君，是个法学家。详情请参照《史记·商君列传》。苏即苏秦，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联合六国（齐、韩、魏、赵、燕、楚）抗秦。详情请参照《史记·苏秦列传》。张即张仪，战国时代人。张仪辅助秦惠王以连横之策游说六国，劝他们毁合纵之约而事秦国。秦惠王死后，六国又恢复合纵，张仪投奔魏国。详情请参照《史记·张仪列传》。

【补充说明】

后篇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三代以后圣学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后，为了挽救这种状况，各种学说应运而生，但是没有奏效，最终只能依靠“良知”说。这才是王阳明所谓的“拔本塞源”论。这一段讲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后，圣学不明、邪说横行，外假仁义之名、内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风靡天下，圣道被堵塞，弄权谋术、以功利主义为宗旨的法家和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兴起，就连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时代出现了五霸，他们以霸道统一诸侯，对内辅助周王，对外击退夷狄。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各自称王，为争夺天下发动战争。春秋时代出现了孔子，战国时代出现了孟子，他们为了圣学的复兴东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并未奏效，只好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后世之人。

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张王道，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所谓王道，是指王者应当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书经·洪范篇》中记述的那样，是光明正大、无私无欲的治国之道。孟子认为，王道是作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谋求百姓经济生活的安定、轻刑罚、以德教民。他说，行王道则可以不战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为本，批判霸道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观点，以德使天下归顺便是王道，以力量压制诸侯，自己当盟主则是霸道。由于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后世不断有人争论“王霸之辩”。

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关于五霸具体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将齐桓公和晋文公列入其中。我们阅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曾论及两人，并将其比较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篇》）他褒扬齐桓公，贬低晋文公。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经有过不义之举，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路对管仲的行为产生疑问，认为他违背了仁道，因而请教孔子。

齐国是个大国，齐襄公的时候政治混乱，统治者暴虐无道，鲍叔牙拥戴公子小白（齐襄公的异母弟弟）到了莒。后来，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此时，小白的异母兄弟公子纠逃往鲁国，召忽和管仲跟随在侧。不久后，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拥戴下回到齐国即位，成为齐桓公。鲁国以武力送公子纠回齐，让其即位，但是被齐桓公的大军打败。齐桓公命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但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反而听从好友鲍叔牙的劝说归顺齐桓公，又助其成就霸业。

管仲的这种投敌叛主的行为让子贡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对子贡这样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对子路又这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对管仲持褒扬态度。孟子虽然十分了解齐桓公，却认为他和晋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和晋文公时，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阳明在这段文字中也将管仲看作霸者，从这一点上讲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因此，王阳明也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划分得很清楚。可以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是义与利的区别。

关于义与利的区别，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将义与利对立起来。

《孟子》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为什么孟子比孔子更重视义与利的对立呢？我想这与时世有很大关系。与孔子时代相比，孟子时代的道义退化得更严重，可以说已经堕落于尘埃。

正如“拔本塞源”论的后半部分所记述的那样，王阳明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功利思想益发炽烈和严重。他还指出，这一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根，很难去除。因此，正如前文叙述的那样，他在讨伐贼匪时给门人写信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提出要彻底清除心中的利欲之念，对这种念头，要像猫看到老鼠时那样，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紧紧的，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因此，王阳明自然和孟子一样，严格划分王霸之区别。

然而，孟子的主张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性。因为孟子提倡王道、抨击霸道，他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代那样的动**时期没怎么发挥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学说结束了战国的动乱。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重刑，主张以彻底的专制政治为基础。

如此想来，有时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现实性。霸道名义上以仁义为宗旨，实际上使用现实的力量，因此更有实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潜在的功利性。主张王霸之别、义利之别的人，可以说是站在严肃的伦理主义的立场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学家强调伦理主义，提倡区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是将先贤的学说集大成了。当时还出现了事功学派，事功学派提倡义利一致，主张如果没有功利，道义只是无用的理论。

前汉董仲舒提倡“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事功学派批判这种道德主义，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他们是现实型的学派，以实事事功为主旨，认为不在这个前提下提倡的儒学之道在现实中不起作用。事功学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区的叶水心和永康地区的陈龙川，前者开创了永嘉学派，后者开创了永康学派。他们反对划分王霸之别，然而，他们的事功主义也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判。

像朱子和王阳明那样区分王霸和义利，这样做会不会由于理想高远而使人堕入空想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事功学派更现实、更有实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济饥馑的对策，即著名的社仓法，可见绝不会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流于清澄脱俗。

王阳明在受命征讨叛贼时，先是以仁义安抚他们，对那些负隅顽抗的人，则用比《孙子兵法》还绝妙的作战策略将他们一举歼灭，从而建立了大功。从这两个人的王道论来看，未必会以空想告终。考虑到利欲之念在人性中扎根颇深，如果轻率地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的话，反倒会产生弊害。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容易清扫利欲之念了。

本来儒学就是以实学为本。所谓实学，是指实用的学问，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经世济民、追求实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头上求道或者书本中求道，而是通过体认领悟而掌握学问。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学是实学，于是当时大家都开始提倡实学。程子、朱子等从实学的立场上批判汉唐的训诂记诵之学，称它是口耳之学，即舌尖上的学问。他们认为老、庄、佛教的学说是虚学，不以经世济民为要，所以对其予以猛烈抨击。

从实用学的角度来看，对于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学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功利思想席卷了人们，即便是谈理想，也要在现实中去实现。如果一概拒绝，就有可能会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样，羡慕隐于世外、脱俗洒落的境界。而且，对于利、功利、恶，一味强调义、仁义、善并热切论述，动则拘泥于我执我见，反倒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私立邪见，往往自己还意识不到。

那么，我们最终应该如何考虑义利和王霸的问题呢？

我认为只能是彻底清除私利之念。这样一来，无论是提倡二者的区别，还是主张二者一致，都不违背儒学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阳明所说，所幸人有良知，磨炼良知并发现它比什么都重要。

【原文】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解析】

世间的儒学家见此情形，痛心不已，于是搜寻古代圣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并予以修补。因为他们确实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学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霸道传播已久，其积弊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贤人、智者，也难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圣人之学，将经书修补完好，想要恢复并发扬光大，结果却只能用于为霸者辩护，最终连圣学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词语注解】

○世之儒者：指汉代的儒学家。

○慨然：悲伤叹息的样子。

○搜猎：搜求，猎取。

○掇拾：捡取。

○煨烬：烧剩的灰烬。指秦始皇焚烧的经书残骸。

○积渍：沾染了很深的习性。

○贤知：贤人与智者。

○习染：沾染上习气。

○宣畅光复：恢复、发扬。光是光大的意思。

○藩篱：篱笆。

○圣学之门墙：圣学的入口。《论语·子张篇》：“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补充说明】

这一段讲述的是，世间的儒学家慨叹圣学的衰微，努力想挽回并发扬光大，但是由于霸术传播已久，人们身染功利之积习，最终连圣学入口都看不到了。这里讲的世间儒者，其实暗指汉代儒学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凭借以变法自强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结束战国纷争，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说他功绩巨大。然而遗憾的是，他排斥打击传统思想文化，焚书坑儒，导致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一时断绝，不得不说其罪过也巨大。不过有学者指出，秦始皇虽然焚书，但主要焚烧的是地方衙门的书籍，官府的书籍依然保存着，由博士掌管。项羽攻秦时焚烧了其宫室，众多经书被烧毁。

在这一段文字中，王阳明写道，汉代儒学家从被焚烧的书籍中收集了“六经”的残篇，并加以修补，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结果最终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实如何呢？汉代出现了很多儒学家。汉文帝设立《论语》《孟子》等的博士；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比较好学，收集了很多先秦旧书，设立了《毛诗》《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辅佐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立儒学为国教；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校正汉成帝时搜集的古籍。然而，他们大都只是致力于忠实地传承儒家经典的训诂，对儒家思想几乎毫不关心。

西汉的儒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刘歆等人。陆贾为汉高帝效命，著有《新语》，想要调和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大体还是主张以儒家为本治理国家。《新语》中记述经书格言的内容比较多，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学说。贾谊为汉文帝效命，著有《新书》，书中记载的是儒家的论点，多少也掺杂了法家的思想，主张以此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誉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请求汉武帝以儒学为国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记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论述了五行灾异。这一“五行灾异”说受到当时儒学家的排斥。他所主张的儒学，在原来儒学家提倡的四德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入“信”而为五常。他论述义利之别，明确了王霸之别。因此，后世之人称赞说，汉儒当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统。

刘向辅佐了汉元帝与汉成帝，与董仲舒齐名，被誉为西汉的思想巨擘。刘向博学多识，在学术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书，并排列其篇章，后来作为中国最早的目录编纂者而广为人知，并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刘向以儒学为本，但是也相信阴阳五行说。其子刘歆也博学多识，继其父之后著书《七略》，为经书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与父亲不同，谄媚、听命于王莽。扬雄也对王莽阿谀奉承，因此被后人当作曲学阿世的学者。不过，扬雄写的文章流畅华丽，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义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论语》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内容都很浅显。在扬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论说是调和了孟子与荀子的学说。狩野直喜先生说，一般汉代的学者都缺乏创造力，只是醉心于古典，致力于模仿。

到了后汉，出现了桓谭、王充等儒学家。桓谭是个廉直的人，不肯听命于王莽，光武帝即位后，他又出来为官。其著作《新论》，如今已失传。前汉儒学家大多相信“五行灾异”说，桓谭却认为这是迷信。王充也曾经为官，不久后回乡潜心研究学问。他不满足于训诂之学，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他著有《论衡》，议论痛快淋漓，构想也很新奇。他虽然是个儒学家，却批判过孔、孟。他还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论。

以上介绍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学术界状况，因此王阳明写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

【原文】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

【解析】

因此，训诂之学兴盛，学者把解释文字并传给后世作为名誉；记诵之学兴盛，把背诵经书视作博学多识；辞章之学兴盛，学者们致力于写作华丽的文章。这些学问在世间群起并行，其流派数不胜数。打个比方说，大大小小的路有成千上万条，错综复杂，人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世间的学者如同进入了有各种表演的剧场参观，说单口相声的、对口相声的，舞蹈家、魔术师、杂技演员等从四面八方涌向舞台，使人应接不暇，因此导致人目眩耳鸣，精神恍惚，不分昼夜地游玩其中，就像忘记了家传的学业的疯子一样。当时的君主也为这些学说所迷惑，心神颠倒，一生致力于写作毫无用处的虚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词语注解】

○训诂之学：诠释文字意思的学问。

○记诵之学：记忆背诵的学问。

○词章之学：写作美文的学问。

○纷纷籍籍：杂乱繁多的样子。

○群起角立：蜂拥而起、互不相让的样子。

○万径千蹊：很多岔道、小路。

○百戏之场：演出杂技、戏剧等的娱乐场所。

○欢谑跳踉：喧闹、诙谐、跳跃的样子。

○骋奇斗巧：表演魔术、杂技等。

○献笑争妍：美人撒娇献媚。

○前瞻后盼：看前看后。

○耳目眩瞀：目眩耳鸣的样子。

○精神恍惑：精神恍惚的样子。

○遨游淹息：沉浸在游玩之中，留在那里休息。

○病狂丧心：发疯、丧失心志。

○家业：家传的学业。

○无用之虚文：不实用的虚文，指训诂、记诵、辞章之学。

【补充说明】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汉代以后儒学成为训诂记诵之学，人们忘记了它本来是实学，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弊害。世间学者被此学迷惑，完全丧失了心智。王阳明用剧场的比喻巧妙地说明，着实绝妙。

前汉时出现了经学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各自设立博士。博士以一经为专业，不能兼顾其他经书。一经也有众多流派，从属某个流派的人，坚守师说并将其传给弟子。前汉如此重视经学，同时又崇尚道德节义。到了后汉，出现了训诂之学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受到后世经学家的崇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前代相反，比起经学，世人更重视诗赋，老庄思想及道教比儒学更流行。此时出现了一批注释经书的学者，如王肃、何晏、王弼、杜预、范宁、皇侃等。他们多少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但是大多遵守汉代的传统。葛洪是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抱朴子》。此时儒学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隋朝出现了王通，他模仿经书著书《文中子》，大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王阳明认为，这些学者以及思想家都没能脱离传统的功利风习。

到了唐代，孔颖达受唐太宗之命，编著了《五经正义》。此书非常流行，其他注释书都衰落了。而且科举之学，即举业也以这本书为教科书。唐代的科举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以背诵经典训诂及注释为主，进士科考的是诗赋文章。在唐代，考中进士比考中明经更荣耀。概观汉唐时代，训诂记诵之学成为儒学的中心。可以说，此时是儒学的衰退时代。

唐代有两位思想家，韩愈及其弟子李翱，他们是宋代新儒学的先驱。从文艺方面来说，汉代兴起了使用华丽词句的诗赋，到了六朝越发兴盛。六朝时，四六骈俪文盛极一时，一直持续到唐朝中期韩愈及柳宗元提出古文复兴运动为止。

以上大致叙述了汉代以后的学术变迁，几乎是百花缭乱。心怀青云之志的年轻学者接触到这些以后，就像出身乡村的青年来到繁华的大城市一样，左顾右盼，被其豪华绚烂迷惑，因而失去自我。不求道于心内而求之于外的人，大致都会这样吧。王阳明说，道既然在吾心内，学问就必须直截简易。越是简易越贴近真正的道，越贴近真正的道越简易。他晚年想起自己曾经求道于外界，作诗追忆：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

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示诸生三首》）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咏良知四首示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