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的社会风潮让人不禁蹙眉，令人忧虑的事情频繁发生，这对于日本的将来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失去了作为人的本心，为功利之念驱使，变得自私自利。

功利之念已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不容易去除，所幸古代的先贤留下了很多好的教诲。其中，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对于眼下的日本人来说是最合适的教科书之一！

王阳明在文中讲道“人心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天地万物与自身为一体的仁德，遵从这一仁德，世人将会像父子兄弟般相亲相爱，而且这一仁德与生俱来，人人具备。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去工作的话，人们就不会被任何功利之念污染，从而形成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一点看上去很难，所幸人们生来便具有觉悟的良知，只要尽情发挥就可以了。

这篇《拔本塞源论》，将王阳明心中激**的至情娓娓道来，让读者不禁为之振奋。《拔本塞源论》是一大警世之作，也是明文中的明文。如今我加以注解，希望有志之士一读。关于其理由，我想只要是对当今日本的社会风潮心存忧虑之念的人士，都能很容易想明白。

本书由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序章分三节，第一节是“王阳明的生涯与思想”，第二节是“王阳明与万物一体论”，第三节是“《传习录》与‘拔本塞源’论”。这些内容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拔本塞源论》的精神。

为了方便解说，我将《拔本塞源论》分为前篇与后篇，各分为六个段落。为了使讲解更容易理解，给读者增加亲近感，文章除原汉文和日语古译文之外，我全部采用口述文体。

本书在明德出版社的协助之下得以问世，自起稿仅半年就得以出版，多亏了森山文彦先生不遗余力的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王阳明的生涯与思想

一提到王阳明，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提倡“知行合一”的儒学家。王阳明是日本人很熟悉的大儒之一。在日本，人们称阳明学为实践哲学。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出生在浙江省余姚，于世宗嘉靖七年（1528）客死在江西省南安，是代表明代儒学的大儒，与宋代的朱子齐名。王阳明又是著名的诗人，擅长书法，还是讨伐各地叛贼、建立了功勋的武将。因此可以说他是左手持书、右手抚剑的儒学家、大豪杰。

朱子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王阳明却不同，就像他的诗句“江北江南无限情”中所说的那样，他驰骋于中国各地，随时随处教化门人。朱子提倡理智他律的道德，而王阳明则提倡充满人情的自律的道德。据说听了王阳明的讲学，有人会热血沸腾，欢喜之余甚至忘情地手舞足蹈。

王阳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幼年时擅长智谋，青年时因为担忧鞑靼侵犯，于是亲自视察北方边塞，又学习武艺。王阳明十六岁时寻求朱子遗书，得知书中提倡一草一木皆有理，碰巧父亲的官衙内种有竹子，为了穷竹子之理，他思索了一周，最终失败而病倒。朱子认为要想成为圣贤，就要一一穷万物之理，经过不断的努力，就会发现万理归一。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成为圣贤。王阳明没能穷透竹子之理，他由此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圣贤，于是暂时放弃学习儒学，专攻诗文，致力于辞章之学。

王阳明十七岁时结婚，因为身体羸弱，所以去听道士讲养生。翌年，儒学家娄一斋（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从此他又开始学习儒学，致力于科举考试的学问。王阳明于二十二岁和二十五岁两次参加会试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再次潜心辞章之学，同时也攻读兵书。

二十七岁时，王阳明经过反省，按照朱子的教诲，有志于穷物之理。但是由于心与理无法融合，王阳明沉思良久后旧病复发，因此放弃圣学，再次倾慕道士的养生说。

王阳明二十八岁时中进士，并于这一年开始出仕，不久后因患肺病回乡休养。当时他非常后悔自己以前在诗文方面费心劳神，于是在阳明洞中建书屋以求养生之道。他本想舍弃俗世间的一切杂念，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对父亲和祖母的想念。当时他突然明白，佛教和道教让人们连父子亲情也丢掉是错误的，于是转而信奉儒学，并决心养好身体再度出仕，为天下，也为百姓尽一份力。随后他来到京城，与友人湛甘泉共同致力于复兴圣学。

1506年，武宗即位，改年号正德。据说武宗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为昏庸的，他宠爱被称为“八虎”的刘瑾等宦官。这些宦官败坏朝纲，还将进谏的官员投入大牢。王阳明忧虑于此，上书为入狱官员求情，结果自己也被投入大牢，后来被流放到贵州省龙场。龙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当时汉族文化尚未普及。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到达那里时，春意正浓。因为当地人都住在洞穴里，王阳明也不得不在洞穴中生活。王阳明在龙场尝尽了生活之苦，一有空闲便静坐以求穷理。一天晚上，他突然领悟到物之理不在心外，而在自身心性之中。之后他努力教化当地百姓，向诸生讲学。第二年，他在贵阳书院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这一年年末，王阳明得到赦免，被任命为江西省庐陵县的知县。此时，王阳明根据自身的经验，向诸生讲“静坐悟入”。当然，这和禅宗讲的坐禅入定不同。王阳明的静坐悟入是为了体认儒学讲的理，佛教的坐禅入定是追求脱离尘世之道，二者主旨不同。然而门人没有充分理解王阳明所讲的静坐的主旨，以为和坐禅入定相同，结果误入佛教的静寂之道。因此王阳明不再提倡静坐，开始宣扬克己去欲的实践修行的必要性。不久后，王阳明向门人传授了和朱子见解不同的《大学》，然后强调“去欲存理”“省察克治”“事上磨炼”等实践修行的必要性。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领悟了良知是学问的根本，开始提倡“致良知”说。这次领悟是王阳明历尽千辛万苦总结出来的，其艰难体验非纸笔与口舌可以详述，王阳明却称之为赖天之灵。

自从龙场大悟后，王阳明开始提倡和朱子学不同的独到的学说。当时是朱子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王阳明的学说遭到了朱子学者的严厉批判。王阳明开始收敛锋芒，并未采取公然与朱子学对抗的态度。但自从提倡“致良知”说以后，王阳明开始堂堂正正地批判朱子学，当然也有朱子学者与他论辩。由于王阳明的学说非常简易直截，一般人也很容易理解，容易做到，因此在明末大为流行。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奉命到江西省南赣地区，福建省汀州、漳州和广东省平定贼匪。当地贼匪占据天险，常年欺压百姓。王阳明用了一年半时间征讨他们。以前曾有人前来平叛，但是并未奏效。王阳明挂帅后一扫贼窝，此地才得以安宁。王阳明是一位儒学家，因此在讨伐贼匪之前，首先讲仁义王道劝服他们。他所撰写的劝降文章充满人情味，让人读后不禁感动落泪，有些贼首读后深受感动，决心投降王阳明并为其效命。而对于不听劝说的叛贼，王阳明则以精兵前去讨伐。王阳明娴熟运用兵书中的作战妙计，建立了让世人惊叹的大功。

如此一来，即便是常年未被平定的贼匪也被王阳明扫**殆尽，从而确保了当地的治安。究其成功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王阳明的战后安置十分妥善。平定贼匪后，王阳明为了防止当地治安再次被扰乱，力图谋求良民百姓生活的安定，于是尽力教化，实施了一系列得当的措施。

王阳明在平定贼匪时也不忘教化门人。举例来说，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在江西省与广东省的交界处三浰地区讨伐贼匪，在给门人薛尚谦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克服私利、私欲方面倾注了很多心力，在他提出“良知”说以前，他一直强调实践修行的必要性。

正德十四年（1519），一直以来都在寻机篡权的宁王朱宸濠，终在江西省南昌起兵叛乱。这次叛乱对于明朝皇室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大事，王阳明闻讯后立即招募义兵前去讨伐，很快就击破叛军，并生擒朱宸濠，立下大功。

而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和许泰却想把功劳归于武宗亲征，不但给王阳明出难题，而且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诋毁王阳明。王阳明不得已，只好上疏称战功归于武宗亲征，并将朱宸濠交给朝廷。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王阳明来赣州阅兵，并激励兵卒。权臣江彬怀疑王阳明有谋反之心，派人查探动静。门人深感忧虑，王阳明则作诗《啾啾吟》，诗中写道：“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同年九月，王阳明回到南昌。回去之前，王阳明首次对门人陈九川讲述“致良知”为学问之根本。关于良知，王阳明以前也曾讲过，自从经历了宸濠之乱及张忠、许泰之难后，他便开始相信良知可以使人忘却患难，超越生死，因此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王阳明在给门人邹谦之的信中这样写道：最近开始相信致良知是真正的儒学宗旨，以前怀疑只是这一个词还不够，如今尝尽苦难后才明白只要良知就够了。打个比方说，良知就像船上的舵，只要有舵，浅水之中也可自由行船，即便是波涛汹涌，只要舵在手中，就不用担心沉船溺水。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自古以来圣人相传的血脉，而且任何人都天生具备。只要遵从良知，人们就能立即判别事物的真伪、是非、善恶，私利、私欲之念就像投入火炉中的雪一样瞬间消融，便可以好善憎恶，一切行为以天理为依据。这样一来，朱子所讲的“物理”非“良知”莫属。朱子也曾指出“物理”本在心性之中，如果求之于吾心，则会以心求心陷入混乱，不如求之于心外之物。王阳明说，那样的话心与理不能融为一体，而且物理无限多，如果按照朱子的做法，一生也无法穷理。

王阳明的这种思想，给予有志于圣学的人很大的信心。而且他说每个人天生具有和圣人一样的良知，因此他的教诲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气概。当时聆听王阳明教诲的人都不禁欢欣鼓舞。

王阳明晚年提倡的良知，是他经过百死千难才领悟到的，不得已才用一词概括。然而有人以为“良知”极其简易，忘了通过脚踏实地的修行来磨炼内心，反而做出背离良知的行为。一般人的良知已被功利之念污染，如果不通过切实的修行将之扫除干净，就不能正确发挥良知作用。因此王阳明在“良知”二字前面又加一个“致”字，强调实地修行的重要性，又说良知的本体在于修行即功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此说来，良知总是在功夫中提高。这就是“本体功夫一体”论。朱子学的观点是通过功夫达到本体，而阳明学则认为功夫为本体之作用。这也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相比的特色所在。

关于阳明学的要旨，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知行合一”“事上磨炼”“致良知”。但是，关于王阳明的“良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忘记。那便是，王阳明曾说过，把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心的知觉，遵从自己的良知，便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孔子以来儒学中“仁”的思想至此得以集大成，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影响广大深远。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因平定宸濠之乱建立大功，被封为新建伯。其后他的学说仍然遭到指责，但是他一边静养，一边向门人讲学。世宗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阳明又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的叛贼。王阳明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难当此重任，上疏辞退，但是没有得到恩准，同年九月，他万般无奈地踏上了征途。

王阳明以“神武不杀”为宗旨，劝说叛贼归顺，但是广西省八寨、断藤峡的山贼对百姓危害极大，因此王阳明予以征伐。嘉靖七年七月，王阳明向朝廷上奏战绩，同时奏请还乡养病。因为病情加重，在没有得到朝廷恩准的情况下，王阳明于八月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在广州城疗养两个多月后，王阳明于十一月从广州城出发，当月二十六日越梅岭朝南安进发。二十九日，他坐船行至南安青龙铺，对门人周积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与世长辞。可以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句话最为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良知”说的主旨。

以上大致叙述了王阳明的生涯和思想形成的经过，最后来看一下阳明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春秋时期的人。孔子的教诲即儒学的特色在于：追求以人伦道德为主旨的理想社会，尊重并学习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法则。《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这句话最简洁地表达了儒学的特色。法家等现实主义者完全遵循人们的现实想法，否定传统文化；老、庄等超越主义者否定一切人为，主张自然无为，彻底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儒家和它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讲述人伦道德，但是并不论及其本体、本源等形而上的东西，只是论说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总之，孔子论说的仅限于德行。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同时受到老、庄等超越主义的影响，开始提倡德行的根本即人的本性、良心。到了秦汉时期，《中庸》一书问世，至此儒学开始论述德行的本体、源头。因为老、庄论述的是深远之道，所以当时的儒学家想要超越他们，便向纵深挖掘儒学论述的道德思想。

后来，儒学成为训诂记诵之学，思想上未取得很大进展。到了宋代，受道教、佛教刺激，新儒学得以兴盛。宋代儒学的代表是朱子，他将孔子思想中蕴含的深远、形而上的东西变得明确，并将其系统化，于是产生了拥有广大深远体系的儒家哲学。

朱子学提倡理论与实践，即知与行并用，而明朝中期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两者相比较，简单地说，朱子学倾向于以知为主，而阳明学倾向于以行为主。王阳明认为，以行为主，所以知行合一。华严、天台学主张教学与坐禅并用，而禅学主张专心坐禅，这种发展过程和朱子学发展到阳明学的形式完全相同。这种思想的发展和西方正好相反，可以说是东方思想的特色。因此有人说西方思想是理论性的，而东方思想是实践性的。

比较一下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为什么偏爱阳明学。王阳明主张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儒学的精神实质。王阳明继承发扬的，或者准确地说，复兴的正是儒学的践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学，理论丰赡，践行太少。换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其实是回归到了孔子论述德行、实践德行的观念上。

此外，比较一下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话，可以说朱子学重知，而阳明学重情。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阳明学是孔子儒学的嫡传。因为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与人之心”中包含了孔子思想的精要，可以说是对世人深切的仁爱之情。

儒学提倡的诸般德行中，仁为最高标准，被认为是全德。因此可以说孔子论述的人伦道德的根本在于情。孔子难以排解自己的忧世之情，所以为救世济民而东奔西走，席不暇暖。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也一样，其中一字一句都体现了他深深的忧世情怀。

日本人本来就是感情丰富的民族，比较重情，这也是阳明学受日本人青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