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奏请归乡养病，实际上并非仅仅是想休养身体，而是为了与门人一起讲学。即便在病重弥留之际，王阳明仍心系门下弟子的讲学状况，对故里子弟们的学问修养关心备至。

王阳明对门下弟子们的讲学可谓关心之至，这一点从他写给高徒钱德洪与王汝中二人的书信中便可看出。当时是九月，王阳明仍停留在南宁府，他给留在家中的这二人写了这封《与钱德洪王汝中书（二）》（《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诱掖接引之。谅“与人为善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当不俟多喋也。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诸同志不能尽列姓字，均致此意。

这封书信真切地表达了王阳明对门人讲学以及子弟教育的深切关心。而从德洪、汝中二人的回信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到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在绍兴、余姚两地举办讲会、奋发学习的情况。

王阳明于十月在广州府发出的《与钱德洪王汝中书（三）》（《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之机矣。”

除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外，王阳明还告知二人：“只因二三大贼巢，为两省盗贼之根株渊薮，积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为一除剪，又复迟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间便当就归途也。”

在王阳明出征广西的前一年，即嘉靖五年（1526）的夏天，聂豹曾前往越地拜访王阳明。之后，关于王阳明给聂豹答疑解惑的回信，前面已经提过，甚至在广西的战场上，王阳明也收到过聂豹寄来的求教信。

尽管当时王阳明已卧病在床，但他仍然写了一封论述学问的长信《答聂文蔚（二）》（《传习录》中卷）。此信写于嘉靖七年（1528）十月，距离王阳明去世约一个月，所以事实上也成了王阳明的绝笔。

在这封回信的开头，王阳明赞赏聂豹说：“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绝不赚入旁蹊曲径矣。”

对于聂豹提出的很多问题，王阳明首先以体现孟子“存心养性”思想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三条为例，做了如下论述：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

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

由此可见，王阳明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功夫应该主要用在“必有事焉”上，而“勿忘、勿助”只是对它的一种完善。

其后王阳明又用比喻做了如下补充：

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

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上文中所说的功夫全用在“勿忘、勿助”上，虽然暗指当时倡导此观点的湛甘泉，但是在王阳明的门人当中应该也能发现此弊病吧。而后王阳明又指出，因为功夫全用在“勿忘、勿助”上而没有目标，也就是没有孟子所说的“集义”的目标，因此最终会陷入禅的空寂之中。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孟子的本意，王阳明的意思主要是说如果没有目标，“勿忘勿助”的功夫会因为无视儒学的治世思想而陷入禅的空寂学说。

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功夫应该主要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完善；而湛甘泉则重视“勿忘、勿助”，认为对其用功夫才能达到“必有事焉”。不言而喻，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说，他在给聂豹的回信中继续阐述了“必有事焉”的重要意义：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

上文中提到的“意、必、固、我”出自《论语·子罕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在阐述孔子不是一个自我、固执、顽固、执拗的人。

而且，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说的“勿忘”“勿助”并不是其本质，并在下文做了说明：

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一直主张的“头脑”学和“培根”学就是“致良知”，有了这个“头脑”学，就连“必有事焉”都不需要了。王阳明也曾提倡过孟子所说的“夜气”（《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一说法，但只要提倡“致良知”说，便没有必要再宣讲“夜气”一说，宋儒所提出的“敬”，自然也没有必要。并且，他一直以来提倡《大学》中讲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具有一体性，也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而且，王阳明认为，集义修行如果不能兼备致良知，则称不上是圆满。而不能兼备致良知，则是因为集义修行不彻底。他还提及，聂豹就是陷入了这样的泥潭之中。如前文所述，他提醒聂豹说：“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

再有，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在书信《与毛古庵宪副》（《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论及“致良知”说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差异，认为在体认的区别方面，两者存在着直接和迂曲、根本和枝叶的差异。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

如前文所述，王阳明曾吟咏良知诗曰：“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其诗意也可以依据此处得以理解。

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学说是培养内在根本，而朱子学说则是向外部枝叶求道。他在上文的书信中尖锐地指出，甘泉学说和良知学说的差异在体认学说方面虽然很微小，但甘泉学说之中存在着朱子学说外求的影子。

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继续展开论学。

聂豹在求教信中写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

王阳明对此表示赞赏，认为“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于是论道“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这一说法是王阳明晚年对“良知”说的高度概括。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良知的本体即为“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换言之，良知即天理。

这样看来，如若不能真正意识到良知即天理，那么“良知”说必定会陷入肆意放纵的弊端。事实上，之后的王门现成派追随者便陷入了这一弊端。因此，当朱子学家批判王阳明的“良知”说无视天理时，王门正统派的邹谦之、欧阳南野等人则用良知即天理这一论说，针锋相对地批判朱子学，同时又尽力挽救王门现成派追随者的肆意放纵之弊。

从王阳明阐述的良知即天理来看，致良知便是极尽天理。因此，把致良知当作禅的空寂学说来谴责是不恰当的。因为既然良知即天理，那么致其良知，则万事万物得其天理，即道理得当，也就是得其“中”。这样也就不会陷入朱子学的那种一一求得心外事物之理的割裂状况。因为，只要致其良知，事物便尽得其理，即所谓一了百当。就是说，若能致其良知，则天下事物纵使千变万化，也无一遗漏。

第二，真诚恻怛是良知的本体，也就是把真诚恻隐之心作为根本。

真诚恻隐之心即仁心，若能把它推及至天下黎民百姓的话，就能达成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了。

若做到了致良知，那么自然也就能做到事亲、忠君、交友、仁民、爱物了。总之，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具有理性的分辨是非的作用，并且其本质是真诚恻怛这一基本道德情感。

另外，王阳明在给聂豹的回信中写道：“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

但是王阳明认为，在致真诚恻怛之良知方面，虽然有其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却丝毫不容增减和假借，否则真诚恻怛也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了。

王阳明在回信中又继续写道：“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中庸》）者也。”

正如王阳明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便在良知之真诚恻怛中有与生俱来的轻重厚薄之分，但王阳明更注重孝。所以，不言自明，真诚恻怛的根本在于侍奉父母这一点上。

因此，王阳明在回信中论述了孝悌之道，“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下》）……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二程全书》卷十九）其说是矣”。

孔子曾说过：“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篇》）孟子说：“尽心即知性。知性即知天。存心、养性便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以立命。”（《孟子·尽心章句上》）

对于聂豹的提问，王阳明虽卧病在床，备受煎熬，依然热情洋溢地论述孔子的观点与良知的关系，解读孟子的论点，探讨《中庸》中提及的“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读到这里，读者也会深受感动吧。王阳明对于宣扬圣学的热情，着实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