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刻《阳明先生文录》

嘉靖六年（1527）四月，邹谦之仍在被贬谪之地南直隶省广德州，他刊刻了《阳明先生文录》。钱德洪编纂了《王文成公全书》，他在《刻文录叙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中记录了刊刻前后的经过。

据记载，邹谦之对王阳明恳求说想编集他的文稿刊刻发行，王阳明回答说：“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

但是邹谦之再三请求，王阳明才从近期文稿中取出约三分之一，标明执笔年月，命钱德洪编纂。他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几天后，钱德洪请求将剩余的文稿一起收录刊刻，王阳明说：“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

在钱德洪的再三恳求之下，王阳明又准许了几篇。钱德洪将其编集起来寄给邹谦之，这便是如今的广德版《文录》，共四册。据说王阳明读了《文录》后说：“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

《大学》通论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的《文录续编》中收录有《〈大学〉问》，记载了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叛乱之前对钱德洪的教诲。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华。三轮执斋在刻印《标注〈传习录〉》时也将其收入附录中。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展开，总结了王阳明的“大学”说，以钱德洪问、王阳明作答的形式记叙。估计钱德洪不是在王阳明征伐思恩、田州之乱前夕问的，而是将以前问的问题归整到一起。

读一下钱德洪写的跋文，我们就会明白《〈大学〉问》的概要以及将其收入《文录续编》的理由，就会理解当时王阳明的“大学”说，即以良知为本的“大学”论、“大学”解，因此现将该跋文抄录如下：

《〈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由此可见，王阳明曾拒绝笔录成书，在门人的再三请求下虽然答应了，但是仍然担心如果轻易成书，会给那些批判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借口。在上段文字中，王阳明自己称《〈大学〉问》为《〈大学〉或问》，这是因为他想到了朱子的《〈大学〉或问》。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以问答形式来表明良知心学的命脉。

将这篇跋文与《传习录》中徐爱写的序文对比一下，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中年时和年老时对心学的自信程度不同。据徐爱的序文记载，当王阳明听说有门人笔录自己讲学内容时，拒绝道：“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十二）

然而到了晚年，王阳明开始提倡“致良知”说，他对自己的学说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如上面的跋文中记载的那样，他甚至认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大学”说，就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不过，王阳明认为自己的学说应当通过实地体认获得，不可陷入辞章训诂之弊端，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王阳明拒绝将自己的学说笔录成书，因为一旦把思想写成文章记载到书中，读者便要去理解文义，注重修辞，他担心读者会因此忽视实地功夫，误解圣学。王阳明对朱子的著述持批判态度，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朱子一生写下了很多著述，王阳明认为朱子未能到达圣贤之境界，是因为他将精力用在了著书立说上。当朱子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时，其弊害益发严重。王阳明痛感于此，虽允许笔录，却说要口头传述。王阳明的这种立场，符合日本人的自我压抑性格。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偏爱阳明学，其原因也在于此。

在上述跋文中，钱德洪总结王阳明的训诫：“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这一点很重要。提到心学，人们往往会认为像《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那样，只是单纯的心地功夫，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忽视修、齐、治、平，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佛、老的空寂学说。

钱德洪之所以在此论述王阳明的训诫，是因为在提倡致良知的人中出现了良知现成派。比如王龙溪，他认为良知是现成的，以直悟为宗旨，由此本体便可通透，以直悟便可一了百当，万事大吉。

钱德洪担心，这样下去一步走错的话，就会忽视修、齐、治、平的实地功夫，弃绝天下万理，沦为佛、老的空寂学说。我们在后文中会提到，关于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王、钱之间有争论。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钱德洪的担心。

王阳明的门下分为现成派、修证派、归寂派三大派别，王龙溪是现成派，而钱德洪是修证派。

正如钱德洪说的那样，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是心地功夫，道德与万物之理自不必说，还要体认修、齐、治、平，不应忽视实地修行，因此钱德洪主张应当致良知，这便是王阳明学说的特色所在。不过，这不是心外的修行，正如他在诗中吟诵的那样，“万化根源总在心”，这是心内的修行，或者说是良知的发用。

也许是担忧良知现成派的流弊，钱德洪在《〈大学〉问》中继续写道：

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钱德洪非常忧虑良知现成派会造成的流弊。王阳明为征伐思恩、田州，从越地出发，到达杭州前给钱德洪写了一封极为简短的信（《与德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信中论及《〈大学〉问》：“《〈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且愿诸公与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风机之动，然后刻之非晚也。此意尝与谦之面论，当能相悉也。”

上文中的谦之即邹谦之，与钱德洪一样是王门嫡传的良知修证派大儒。

《〈大学〉问》略解

《〈大学〉问》可以说是王阳明留下来的唯一著作，是将《传习录》及前面提到的《亲民堂记》中的内容集大成的作品。该书涉及王阳明晚年成熟思想的命脉，概括了王阳明的整体思想，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要点。

该书开篇首先抄录了《大学》首章中讲述“三纲领”的部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接着抄录《大学》首章中论述“八条目”的部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大学〉问》中，钱德洪首先问道：“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王阳明大致做了如下回答：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接着，钱德洪又问：“然则何以在‘亲民’乎？”王阳明回答说：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

钱德洪又问：“然则又乌在其为‘止至善’乎？”王阳明回答如下：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

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

钱德洪又问：“‘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说何也？”

王阳明回答如下：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钱德洪又问：“‘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王阳明回答如下：

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

钱德洪又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功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

王阳明回答如下：

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功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身心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

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论语·子张篇》）之“致”。《易》言“知至至之”（《周易·乾卦·文言传》），“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王阳明批判了朱子的主知主义之后，又论述了应当致良知：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

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覆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

王阳明接下来又论述了格物必先致知。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尧典》），“格于文祖”（《尧典》），“格其非心”（《冏命》），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

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

王阳明论述的《〈大学〉问》到此结束。对于理解王阳明晚年的成熟思想，《〈大学〉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参考。正像钱德洪说的那样，《〈大学〉问》足可称之为“师门之教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