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五年（1526）夏，右佥都御史聂豹趁巡察福建省之机，渡过钱塘江，来越地拜访王阳明。

聂豹初会王阳明时并未拜师，其后也只是书信往来，自称晚生。两年后，聂豹听闻王阳明已逝，为其摆设灵位，恸哭不已。

王阳明去世后的第四年，即嘉靖十一年（1532），聂豹见到钱德洪与王龙溪，说：我的学问完全是王阳明先生所授，如今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想正式拜师却不能够了。请二位做证，我要摆香案祭祀先生，行拜师之礼。

自此聂豹自称为王阳明的门人，而聂豹后来则成为王门归寂派的巨匠。

聂豹与王阳明分别后，写下一封长达千余字的书信寄给王阳明，王阳明也回了一封长信《答聂文蔚（一）》（《传习录》中卷）。在回信的开头，王阳明引用了聂豹书信中的一段，论述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聂豹在信中提及王阳明的学说遭世间非议，如下评论道：“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

王阳明对此深表赞赏，说：“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周易·乾卦·文言传》）之心……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意思是说，自己提倡新的学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应在意世间的评论。

他又讲述了自己想要用以良知为本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来拯救天下：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孟子·尽心章句上》），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发挥吾之良知，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的话，就能够实现理想的政治，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治世之道了。

接下来，他又忧虑现状与这种理想政治相距甚远，写道：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王阳明感叹当时的世相人心，说良知之学不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丧失。然而即便是在现代，读者读到这里又有多少人能不出一身冷汗？王阳明接下来论述了应当如何拯救这样的世相人心。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如上所述，王阳明说自己“赖天之灵”知悉良知学，认为只要发挥良知便可治天下。他将天下百姓的困苦看作自身的痛苦，不顾世人的非议与嘲笑，怀着满腔的热情去救世。他又提到，孔子也曾不顾世间非议，为解救天下苍生而东奔西走。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篇》）“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篇》）“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周易·乾卦·文言传》），“乐天知命”（《周易·系辞下传》）者，则固“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吐露了自己的精神与孔子的精神相同这一信念，但是，他又很谦逊地说，自己并非以孔子之道为己任。同时，他还表明了对聂豹的殷切期望。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这封回信讲述了王阳明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拯救天下的抱负，让读到的人不禁感动得落泪。信中充溢着王阳明忧民救世的执着情怀，这封信与前面提到的《拔本塞源论》一样，可谓天下一大文章。

只是，在这封回信的末尾，王阳明提到，酷暑之中，自己旧病肺疾发作，咳疾恶化，连执笔都有困难，因此耽误了回信，很抱歉。再联想到这封信写于他去世前两年，着实令人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