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书信[《寄邹谦之（一）》，《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批判了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

书信开头写道：“比遭家多难，功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中庸》），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

由此可见，越是到了晚年，所遭受的磨难越多，王阳明便越发相信“良知”说，其“良知”说也越发意味深长。这里的“家多难”，指的是嘉靖元年（1522）失去了父亲海日翁，嘉靖四年（1525）又失去了夫人诸氏。

前面提到，王阳明被谪贬龙场，领悟了心即理，但是还没有领悟“体”为何物。而自赣州时期以后经历千辛万苦，到了四十九岁王阳明才明白，“体”是人们先天具备的良知。到了晚年，他对良知更是坚信不疑。

接下来，王阳明在给邹谦之的信中论述道，比较一下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和自己的“良知”学说，就会发现两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原文如下：

“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

王阳明感慨道：

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无不即有省发，只是着实能透彻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重学问，极足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论语·泰伯篇》），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

他又鼓励邹谦之说：“谦之之学，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历弥久，则功夫当益精明矣。”

同年，他在写给邹谦之的另一封书信[《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再次批判了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中庸》）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

意思是，朱子提倡“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求天理于心外，湛甘泉为纠正朱子学者的弊端，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如果明白致良知的宗旨，那么湛甘泉的学说也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否则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