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四大记”之外，王阳明还写了很多“说”，比如前文提到的《示弟立志说》。笔者在此介绍一下王阳明晚年写下的两篇“说”。（最后完成的《惜阴说》后文再详细介绍）

王阳明晚年写下的“说”中，有一篇是《自得斋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嘉靖三年（1524）六月，王阳明应高足黄勉之所求写下这篇文章，自得斋便是黄勉之的书斋。

在文章开头，王阳明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话：“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就提出道之深造自得，王阳明在此引用孟子的话论述自得的效果。即自得道则心安泰，心安泰则道益深，道益深则随处达其本原，因此君子以自得为要。

王阳明认为，道遵循吾之本体，为先天的，而性为吾之生命，因此不可外求。世间的学者却与此相反，劳苦一生，追求辞章、训诂、技艺。并非没有人想深造其道，只是未能脱离辞章、训诂、技艺的领域，归根结底是因为以“外物”为事，即求道于心性之外，所以不能自得以达其本原。

他最后写道，求道应不分动静，一刻不离，戒慎恐惧，常住不断，致其良知。王阳明“深造自得”说的特色便在于此。

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从“致良知”说的角度来解释孟子的深造自得；第二，暗里批判朱子的“居敬穷理”说。朱子之说是辞章、训诂、技艺的外求之道，并不是孟子所说的真正的“自得逢原，而深造之道”。

第二篇晚年之“说”便是《博约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嘉靖四年（1525），南元真对朱子的“博约先后”说产生疑问，王阳明回答他的疑问，写下此文。

首先看一下博约。《论语》中有“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篇》）。也就是说，孔子把博文和约礼作为学问之道。博文即广读古籍以求道，约礼即以传统的礼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求不背道。因此可以说，博文为知，约礼为行。

朱子认为，君子必须博文，因此要广读书籍，知万物之理，然后进行实践。对朱子来说，礼是实践之理，要先致力于博文再追求约礼。这便是先知后行的“博约先后”说。

而王阳明最初提出“博约”说，是在正德七年（1512）。当时他在从京师去南京赴任的船上，向爱徒徐爱传授《大学古本》中的“格物”说时讲到“博约”说。此事记载在《传习录》上卷中徐爱所录部分。

当时王阳明提出“博文是约礼功夫”，这在立论上与朱子论点相同，然而朱子提倡先知后行的“博约先后”说，而王阳明认为博文约礼一脉相承，为一体功夫。这便是王阳明“博约”说的特色。王阳明是从心学立场上提出“博约一体”的，晚年他开始提倡“致良知”说，其心学越发广大精微，其博约一体的立场也更加精微紧密。比较一下《传习录》上卷中记载的《博约说》和王阳明晚年写下的《博约说》，其中的区别我们一目了然。在《博约说》中，王阳明巧妙地将朱子学说统摄到其心学中，使其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他暗中又尖锐地批判了朱子的“博约先后”说。

以陆王心学为学术宗旨的人，往往容易忽视以博学为要旨的立场，即朱子那样穷理集约的立场。这样一来，正如朱子批判陆学所说的那样，不以经世为要，有可能沦为禅之心学。而王阳明在《博约说》中将程、朱的博约精神融合到自己的心学中，并且断定，如果不从这样的心学立场上讲述博约，则会沦为功利辞章之学或佛老的异端学说。而且他将朱子的“理一分殊”学说恰如其分地融入心学之中，从这一点上来讲，王阳明独特的“博约”说是值得注意的学说。因此，笔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文散于事而万殊者也，故曰博；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约。博文而非约之以礼，则其文为虚文，而后世功利辞章之学矣；约礼而非博学于文，则其礼为虚礼，而佛、老空寂之学矣。是故约礼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约礼。二之而分先后焉者，是圣学之不明，而功利异端之说乱之也。

昔者颜子之始学于夫子也，盖亦未知道之无方体形像也，而以为有方体形像也；未知道之无穷尽止极也，而以为有穷尽止极也；是犹后儒之见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及闻夫子博约之训，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后知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然后知斯道之本无方体形像，而不可以方体形像求之也……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宁有二学乎哉？

南元真曾就王阳明的“博约一致”说和朱子的“博约先后”说提问，上面一段文字的最后结论部分便是王阳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