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南宋初年，自朱子复兴了荒废的白鹿洞书院以来，各地纷纷建立书院，至后世益发兴盛。朱子时期，有四大著名书院，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书院。

书院学缘何如此勃兴呢？不言自明，这与宋代新儒学的勃兴关系密切。随着书院学的流行，新儒学也日渐兴盛，因此，以禅学为主流的时代终结，进入了以儒学为主流的时代。

到了宋代，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训诂记诵之学遭到批判，人们认为儒学应该是学习圣人之学，以修身治国为宗旨。也就是说，立志成为圣人才是儒学的根本特色。因此，书院学开始流行，院主都是专修儒学、以经世之学为宗旨的大儒，他们不再讲述过去学校教育中的训诂记诵之学。

然而到了元代，科举考试中开始采用朱子学，专门考查朱子学对经典的解释。到了明代，学术思想方面甚至产生了推崇朱子学、排斥其他学派的倾向。因此，宋学的百科全书《性理大全》出版后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内容，学校教育中甚至出现了只重视朱子训诂记诵之学的风潮，丧失了圣学的原本精神。朱子学被形式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时代，书院学本来的精神自然不复存在。

王阳明生于明代中叶，少年时曾声称要读书学做圣贤，让私塾先生大为吃惊，晚年又主张良知才是千古圣贤的奥义，是圣学的正法眼藏，因此他自然会强调书院学的宗旨。

嘉靖四年（1525），除前面提到的《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之外，王阳明还写了四篇书院记或县学记，被称作“四大记”。文中阐明了书院学、圣学本来的宗旨，也论述了关于“良知”说的新见解。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王阳明所写的“四大记”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王阳明心学的特色。

前文提到，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故乡越地讲学，有众多门人前来听讲，其中就有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字元善）。他感慨世间学问已陷入末学（朱子学末流）的支离状态，立志复兴圣学，于是命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修复并扩建稽山书院。该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书院后新建尊经阁，南大吉道：“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他请王阳明写一篇告诫弟子的文章，即《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在这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王阳明首先论述了“六经”的经义。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称作四端）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称为五教）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接着，他又具体讲述了“六经”之常道：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王阳明论说的特色在于将“六经”之常道归于吾心，认为“六经”为一、为心，看上去是在说一即多、多即一，其实这是王阳明用性命来体认的道理，并非简单的空谈。下面看一下王阳明关于“六经”归于吾心的论点：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绝不忽视“六经”。世间的朱子学者往往批评陆象山与王阳明疏忽了读书穷理，这其实是对陆、王二人的误解。王阳明虽然不如朱子饱读诗书，但是，打开《王文成公全书》，我们便可发现王阳明是何等的博学多识。

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的后半部分，王阳明写道：“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指出“六经”不在心外而在心内。王阳明又说：“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最后王阳明又论述了“六经”不明于世的原因，如下：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王阳明断定，像这样把书读成“乱经、侮经、贼经”的人，等于撕毁心之“记籍”，根本不知道尊重“六经”。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王阳明一语道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可以说这句话最能体现阳明心学的特色。

陆象山是朱子的讲友，他提倡心学，指责朱子的理学是支离之学，曾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杨慈湖是陆象山的高徒，四明学派，称易为“己易（《易》者，己也）”。在上面的论述中，王阳明是从心学出发，比陆、杨二人的论点更加细致精微。

从心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说王阳明吸收了陆象山的心学，而杨慈湖的心学则传给了年长于王阳明的陈白沙。因为陆王心学主动，而杨陈心学主静。

陆象山还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象山年谱》）王阳明的心学也是同样的立场，不过相比之下，阳明心学更加精微，而陆象山的心学稍显粗略。那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龙场大悟以后，经历千苦万难，闯过生死关头才得到的，因此更为深刻透彻。这一点可以从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说得到验证。王阳明晚年时认为，天地万物自不必说，就连草木瓦砾也要通过良知获得理性。

西方哲学家认为阳明心学是观念论，而王阳明则认为，不可忘记凡事要经过深刻的体认而获得，不能依靠思索来思辨。

戒除门户之见

王阳明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寄给讲友湛甘泉，湛甘泉则回寄给他自己写的《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甘泉文集》卷十八）。对此，王阳明在书信《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称赞其与自己的思想大意相同。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说“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阐述了良知中有圣人之道，无须外求这一主题。而湛甘泉在他的《尊经阁记》中写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他批评了王阳明的观点。

对此，王阳明回应道：

今甘泉乃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之类，则似急于立言，而未暇细察鄙人之意矣。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寄邹谦之（五）》，《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也就是说，王阳明告诫门人提倡“良知”说时不要立门户之见，陷入党同伐异的错误中，同时勉励自己也要努力防止此弊端。

《亲民堂记》

王阳明“四大记”中第二记便是《亲民堂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这篇文章记录了浙江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将官衙命名为亲民堂的过程，解说了“亲民”的意义。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叙述了《大学》中“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大纲领的关系。当然，其根本在于致良知之道。

南大吉在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时，向王阳明问政。

王阳明答：“政在亲民。”

南大吉问：“亲民何以乎？”

王阳明答：“在明明德。”

南大吉问：“明明德何以乎？”

王阳明答：“在亲民。”

南大吉问：“明德、亲民，一乎？”

王阳明答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

王阳明又说，无欲便可感知明德，不可凭空追求。而对于明德，王阳明认为必须将其具体化才能真正弄明白，它是人伦道德的实践，在于亲民。因此明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他认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堕入佛老二氏的虚无。但是，如果只注重亲民，不知道要明明德，就会陷入霸者的功利之道。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意图。

南大吉进一步问：“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

于是王阳明论述了明明德中万物一体的要诀。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接着，南大吉又问《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止至善”：“然则乌在其为止至善者乎？”

王阳明回答道：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

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鹜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夫是之谓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阳明针对南大吉的提问，从“良知”说的角度明快地解说了《大学》的三纲领，认为由此才能完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圣人之学。他不仅尖锐地批判了佛老二氏的空寂学说、霸者的功利之心，暗中也批判朱子学陷入了外求之弊端。

南大吉听了王阳明的解说后，非常感动，感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礼记·礼运》）‘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孟子·万章句上》），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

于是，南大吉将自己的官衙命名为亲民堂，在墙上写道：“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并且，他请王阳明写下这篇文章。

《万松书院记》

王阳明的“四大记”中第三记是《万松书院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万松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府城南的凤凰山脚下，本来是浙江右参政周木于弘治初年在废旧的寺庙遗址上修建的孔庙。在后来的几年中，官府不断修复它，因风景秀美而成为观光之地，但没能成为很好的讲学圣地。嘉靖四年，侍御潘景哲受钦命巡视到此，大力整顿各项规章制度，学风焕然一新，又选拔全省贤才，并让他们参加进士考试。为培养人才，潘景哲又命提学佥事万汝信监督工程，增修万松书院，增建了很多学堂，又效仿了白鹿洞书院的很多院规。

万松书院增修工程结束后，王阳明受托写下这篇书院记。文中，王阳明记述了明初以来书院学日益兴盛，但坠入训诂记诵的弊端，丧失了夏殷周三代的明伦观：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

王阳明认为，书院教学的根本在于古今圣贤的“明伦”，即明人伦，人伦大纲便是舜授命司徒的五教，它是贯穿三才之道。明伦学指的是，尧舜禹相传下来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书经·大禹谟》）。

以上观点自宋儒以来，都是儒家学者一直所论述的。明伦学不分古今，不论圣愚，任何人都具备，宋儒对人心、道心的解释多少有些出入。王阳明认为，道心率性，是先天的，而人心伪，是后天的。

王阳明认为，人伦不明是因为道心为物欲所蔽，人们求之于心外。用孟子的话说，人伦可以“不虑而知”，那便是良知；可以“不学而能”，那便是良能。在书院记末尾，王阳明称明伦之外再无学问，明伦学以外的学问便是异端，指责明伦学的论说便是异说，利用明伦学的人便是霸道。他写道：“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又说：“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故为多士诵之。”

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排斥举业。

《重修山阴县学记》

王阳明的“四大记”中的最后一记便是《重修山阴县学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山阴县学败落已久，忧虑于此，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顾铎与后任知县吴瀛及山阴教谕汪瀚对其进行修复增建，并再三恳请王阳明为后学子弟写一篇圣学论说。最初王阳明因为身体有恙而拒绝了，嘉靖三年再次受托，遂于嘉靖四年写下这篇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在南京任职时曾受托执笔学记，论述圣贤之学，但是很遗憾当时论述得不够详细，所以想再为家乡父老多写几句。他在文中提出，圣学便是心学，它与禅的心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并且，王阳明在文中大力提倡以“良知”说为根本的万物一体思想。

王阳明在文章开头便概括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引用尧舜禹的教化之言来说明“尽心”即心学。“尽心”为心学之要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学。王阳明又具体说明了“尽心”以万物为一体，论述了圣人之学仅在于“尽心”。

然而，禅学也以“尽心”为学问的要旨，王阳明论述了圣学的尽心与禅学尽心的差异，严厉批评了禅学的心学。他指出，禅学分内外而以内为主，弃绝人伦事物，虽提倡修身却不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虽提倡尽心却不穷事物之理使其各得其所，最终陷入了自私自利的误区。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一直对禅学加以批判，而阳明心学的特色在于，它是从天地万物一体之心的有无来论述的。他写道：

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

王阳明又概括道：“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他批判禅之心学道：“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

这是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学尽心学说角度加以批判的，万物一体之心归根结底自然是以人伦为本。佛、老二氏也主张万物大同，但以虚无为根本，圣学的万物一体思想是以人伦道德为本，二者存在根本差异。

前文讲过，自宋儒开始，儒学家便提倡圣学万物一体思想，而万物一体之心是以仁为体，而王阳明则认为是以良知为体。他认为，仁义礼智是良知的别称。

文章最后，王阳明痛斥那些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却指责圣人心学的世间学者，并写下这段让人为之一振的文字，以激励故乡后学。

世之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既与圣人尽心之学相背而驰，日骛日远，莫知其所抵极矣。有以心性之说而招之来归者，则顾骇以为禅，而反仇仇视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为非而以非人者，是旧习之为蔽，而未可遽以为罪也。

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视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犹冥然不以自反者，自弃者也。吾越多豪杰之士，其特然无所待而兴者，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于旧习者乎？故吾因诸君之请而特为一言之。呜呼！吾岂特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交友的要诀

当时，王阳明每个月都会在位于余姚龙泉山的龙泉寺中天阁举办四天讲会，向门人讲学。王阳明之父王华因年轻时曾于龙泉寺专心读书，被世人称为龙山先生。

王阳明为激励来参加讲会的门人，在中天阁墙上写下《书中天阁勉诸生》（《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一文，开头一句：“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意思是，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播种以后晒一天、冻十天的话，也不可能发芽。王阳明引用这句话是想告诉门人，自己每个月只能讲学四次，即便是我不在时你们也要坚持学习，互相切磋。

他又论述了交友的要诀，给出以下训示：“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扶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诸君念之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