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一轮明月亮如白昼。王阳明于府邸碧霞池上天泉桥设宴赏月,召集门人百余名。酒至半酣,门人中有的放声高歌,有的掷箭于壶,有的击鼓泛舟,耽于游兴。王阳明退而作诗《月夜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两首诗都讲述了王阳明的心学,第一首如下: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前四句中,王阳明把良知比作中秋明月,就像风能够瞬间吹开云霭浊雾那样,良知有扫尽人欲的伟大力量。本书后面的《拔本塞源论》中,将良知比作太阳,太阳一出中天,便可扫尽云雾,也是同样的意思。
接下来的两句是说,王阳明相信良知非常明晰,不为外物扰乱,良知是亘古不变的。王阳明深感良知的光明,可以拂去云雾般的人欲。他在最后两句诗中感叹道,自己身为老人,也要狂歌一番,如身在天籁环绕之中。
第二首如下: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这首诗也将良知比作中秋明月,感叹世间俊秀之才虽多却不知在何处,孟子仙去,圣学断绝已过千年,希望有志男儿早日醒悟,不要不知圣学空过一生。接下来又感叹,朱子未得圣学真传,只是传其形影,后汉刘玄陷入训诂之学而支离破裂,世间儒者却以此为宗。自己和那些儒者不同,更羡慕孔子的门人曾点,想成为孔子所说的狂者。
曾点是曾参之父,亦称曾晳。一天,孔子让曾点及另外三名弟子说一下自己的理想。其他三人都讲到要以道治理天下,成就大事。曾点一边弹琴一边听他们谈论。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篇》)
另外,孔子还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篇》)因此,王阳明的理想是宁愿成为曾点那样恣意狂放的狂者。
酒宴上门人做出狂者的样子,忘记了孔子教诲的真义,王阳明看到以后作诗旁敲侧击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门人为前天晚上的狂态道歉。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王阳明引用这一典故教化道(《年谱三》):
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王阳明看到中秋的明月有时也会被云遮住,因此作诗《中秋》,以抒感怀。
去年中秋阴复晴,今年中秋阴复阴。
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侵寻!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王阳明就是这样大力提倡心学纲要,不断阐述良知是永远光明的。
敬畏与洒落
王阳明在书信《答舒国用》(《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论及敬畏与洒落的关联,这也是对其门人的训诫,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舒国用的问题:“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
王阳明大致做了如下回答: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歧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
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程子常言:“人言无心,只可言无私心,不可言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心不可无也。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尧舜之兢兢业业(《书经·皋陶谟》),文王之小心翼翼(《诗经·大雅·大明》),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
举业与圣学
此时王阳明曾论及圣学与举业,在此一并记述。
王阳明说过,修行圣学与举业绝不矛盾。他提出“良知”说以后,认为良知是千古圣贤的秘诀、圣学的正法眼藏,自然会觉得修行良知圣学与举业不矛盾。不过当时王阳明明确指出朱子学是外求之学,良知学是求心之学,二者相反,而科举考试依旧以朱子学为基础,因此会有人觉得举业与良知学有矛盾。就此有一段趣闻。(《年谱三》)
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
家君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
二子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
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
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
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
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宅第、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生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生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
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