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春，邹谦之拜访了在越地讲学的王阳明，求教学问。

邹谦之逗留数日之后，王阳明和其他门人一起将他送到浮峰，留宿在延寿寺。当晚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有一门人问：“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王阳明回答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传习录》下卷）可见在王阳明心中，邹谦之是最接近曾子嘉许的人。

曾子嘉许的人可见于《论语·泰伯篇》，曾子回想起亡故的友人（据说是孔子高足颜回），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王阳明曾经痛斥傲慢的坏处，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下卷）他认为颜回那样谦虚的人是最理想的，于是把自己的高徒邹谦之比作颜回。

此时，王阳明在写给邹谦之的诗《次谦之韵》（《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批评了宋儒求理于心外的错误，叙述了体认良知的必要性。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第三句“须从根本求生死”，大概是批判佛老思想吧。这里的“根本”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佛老的生死说是求于心外，良知才是根本，以良知为本便可超脱生死，自然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王阳明晚年时提出，遵循“良知”说便可达到佛教的超脱生死、道教的养生，甚至论述了以“良知”说为中心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讲述这一点。

第四句“莫向支流辩浊清”，是批判求理于心外的宋儒“格物”说，王阳明感叹朱子“格物”说成为世间儒者的通论已久，因此在第五句中吟道“久奈世儒横臆说”。他认为，世间儒者求物理于心外，忘记求之于人情，而良知学非常简易直截，因此在诗的最后吟道：“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嘉靖二年十一月，都御史林见素致仕，打算渡钱塘江来拜访王阳明。他比王阳明年长二十岁，曾多次给予王阳明庇护。王阳明考虑到对前辈的礼节，于是前往萧山（杭州南）迎接见素公，后夜宿浮峰延寿寺，几个人聚在一起共论时事。当时王阳明的门人也跟随在侧，张元冲在船上就佛老提问道（《年谱三》）：“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对此，王阳明如此回答：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孟子·尽心章句上》），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王阳明晚年对佛老的这番评论，可以说是以儒教为本的三教合一学说。然而佛老二氏并不认同三教合一，而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排斥他人。儒家学者也从这种立场出发，认为应当求教于佛老，兼容并蓄，遭到王阳明的批评。

不过，这里说的三教合一，必须以儒教为中心，三教的本体和作用并非都是相同的，也不是本体相同而作用不同。总而言之，儒教本来就是包含其他二教的，非常完善。修行儒教自然就包含了其他二教的功用。换句话说，修行儒教也可以达到佛老的目标。然而佛老二氏的教谕中不包含其他。因此王阳明说，前者是大道，后者是小道，儒教之道是完善的。

王阳明认为，圣人性命之学是完善的大道，也可以做到佛教的解脱和道教的长生。相反，佛老则是偏于一边的小道，儒学家没有必要特意兼取二氏。这可以说是所谓的三教合一学说。但是，并不是说三者之道都是从性命为体、作用不同这一角度来讲，而是以儒教为主体的三教合一学说。王阳明对佛老二氏依然持批判态度，所以认为儒者不应该兼取二氏之学。

我们再多了解一些王阳明倡导“致良知”说以后对佛老的批判吧。王阳明认为，佛教以“无（空）”为宗旨，却有要脱离生死苦海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无；道教以“虚”为宗旨，却有祈祷长生不老的私念，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虚。而圣人无任何私念，因此做到了真正的虚无。他觉得遵循良知可以把万事万物看作绝对虚无，不会有一丝私念，于是从这一立场上对佛老二氏加以批判。（《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又批判说，佛教主张无执着，即不可着相，这反倒是陷入了着相的状态。也就是说，儒教承认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而能够坦诚对待。而佛教认为这些关系都是烦琐的，想要逃避，结果是着相于此。儒教以仁来处理父子关系，以义来处理君臣关系，以别来处理夫妻关系，所以没有着相。总之，佛教否定诸般事物的存在，想要逃避，虽主张无执着却陷入了执着。（《传习录》下卷）

门人黄直（字以方）又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回答说：“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传习录》下卷）

总之，儒教是动静一体的，而佛教是沉沦于静。概括地说，二者都主张动静一体，但儒教以动为本，佛教以静为本，这样说来二者的区别不够分明。如果以王阳明所讲的有无天理来区分，则会更清楚。

前文提到，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乡越地，收钱德洪等八十多名弟子，对他们讲学。到了嘉靖二年（1523），门下弟子日益增多，讲学呈现出空前的繁盛景象。钱德洪曾在《传习续录》二卷的跋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以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王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读到这里，我们便可深切感受到王阳明讲学的魅力以及对门人的感化力。

嘉靖三年（1524），时任浙江省绍兴府知府的南大吉成为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性格豪放阔达，不拘小节，他听了王阳明讲学，颇有感悟。当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年谱三》）：

大吉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

先生曰：“何过？”

大吉历数其事。

先生曰：“吾言之矣。”

大吉曰：“何？”

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

大吉曰：“良知。”

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

大吉笑谢而去。

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

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

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

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由此可见王阳明教化门人的妙法。王阳明通过明镜的比喻，告诉南大吉他已经自悟了良知，只要能够致良知，就能马上意识到过错并更改，并勉励他说这正是进入圣人之境的大好时机。

就像这样，王阳明对门人的教化都是根据他们的才德与环境选择合适的方法，门人自然不胜感激。

稽山书院位于绍兴府卧龙山西岗，荒废已久。此时，南大吉命其属下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吴瀛进行修复。吴瀛一边听王阳明讲述良知心学，一边修筑尊经阁。后王阳明受南大吉所托，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内容暂且不表。据《年谱三》记载，来稽山书院听讲的人竟达三百余人，他们分别来自湖广省、广东省、南直隶省、江西省等地。书院几乎容纳不下。

前面提到，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王阳明的高徒薛侃在陆元静的协助之下，于虔首刊《传习录》三卷，相当于现行的《传习录》上卷。六年后，即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于越地编辑王阳明的论学书简，续刊《传习录》五卷，大致相当于现行的《传习录》中卷，估计曾在稽山书院讲学时使用过。

弄禅机教导门人

前面提到过，王阳明擅长智谋，少年时代用计谋惩戒了虐待自己的继母，中年弃佛教与老庄思想转尊儒教时，曾在西湖虎跑寺用禅机教化禅僧，使其信奉儒教。而他在教导门人时，也不忘用计谋弄禅机，感化门人。不得不说，王阳明确实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下面列举一两个例子。

《传习录》下卷中记录了一段师徒对话，非常有趣。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哉。”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

先生曰：“何异？”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得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教导人的时候不能一副圣人面孔，应该以普通人的姿态教人。这时，钱德洪与王阳明又有如下对话。

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

先生曰：“何以见之？”

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

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一时在座者皆跃然。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书信《寄邹谦之（三）》（《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王阳明想通过这段文字告诉门人，除却良知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可谓是王阳明思想的真髓。

王阳明与从吾道人

上节师徒问答中出现的王阳明门人，王汝中与王汝止后来成为良知现成派（左派）的巨匠，钱德洪则成为良知修证派（正统派）的巨匠，董萝石则脱离尘世，思慕佛教、老庄的无碍自在的境界。

王阳明为萝石的风度及诗作所打动，于嘉靖四年（1525）写下《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记录了萝石的人生经历以及拜师时的情形。当时萝石已经六十八岁，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诗人，在故乡和志同道合的人结成诗社，整天沉溺于吟诗，甚至废寝忘食，受人讥笑也毫不在意，反倒说“此乃天下至乐也”。

嘉靖三年春，萝石来越地游玩，正好听说王阳明在山中与门人讲学，于是前去拜访。王阳明见他风度奇异，又听说他已经六十八岁高龄，因此以礼相迎，与他日夜交谈。萝石听了王阳明的话益发谦卑。离席后他对王阳明的门人说：

吾见世之儒者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其下者贪饕争夺于富贵利欲之场，而尝不屑其所为，以为世岂真有所谓圣贤之学乎，直假道于是以求济其私耳！故遂笃志于诗，而放浪于山水。今吾闻夫子良知之说，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后知吾向之所为，日夜弊精劳力者，其与世之营营利禄之徒，特清浊之分，而其间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于夫子之门，则几于虚此生矣。吾将北面夫子而终身焉，得无既老而有所不可乎？

王阳明从门人那里听到这段话，喟然说道：“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虽然，齿长于我矣。师友一也，苟吾言之见信，奚必北面而后为礼乎？”

萝石听说后，觉得可能是自己诚意不够，回到故乡待了两个月后又来到越地，手持绢布对王阳明的门人说：“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

王阳明听说后感动地说：

有是哉？吾未或见此翁也！今之后生晚进，苟知执笔为文辞，稍记习训诂，则已侈然自大，不复知有从师学问之事。见有或从师问学者，则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诗训后进，从之游者遍于江湖，盖居然先辈矣。一旦闻予言，而弃去其数十年之成业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礼焉，岂独今之时而未见，若人将古之记传所载，亦未多数也。夫君子之学，求以“变化其气质”（《张子全书》卷六《经学理窟》）焉尔。气质之难变者，以客气之为患，而不能以屈下于人，遂至自是自欺，饰非长敖，卒归于凶顽鄙倍。故凡世之为子而不能孝，为弟而不能敬，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气之为患耳。苟惟理是从，而不难于屈下，则客气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与于此！则如萝石，固吾之师也，而吾岂足以师萝石乎？

萝石听了王阳明的话，说：“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请矣。”然后主动来到王阳明面前行拜师礼。王阳明也无法继续推辞，最终同意以师友身份来往。

王阳明与萝石同游禹穴，登炉峰，攀秦望（相传秦始皇曾到此），寻访兰亭遗址，徜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曲等名胜。

在游玩的同时，萝石每天听王阳明讲学，体会颇多，欣然而乐，以至流连忘返。然而和他一起结成诗社的故乡亲友子弟中，有人嘲笑他，也有人作诗请他回来，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萝石笑着回答说：“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鬐于渤澥，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罟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然后自号“从吾道人”。从这番话我们可以推断他自号“从吾道人”的意图。另外，他心里也藏有些许老庄的超脱思想。

王阳明曾指出，经典就是从吾之好。他听了萝石的话，得知萝石之好，感叹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没有人能像萝石那样，血气方刚，意气风发，宛如少年一般。世间之人正好相反，为利欲奔波，相互欺诈，以此为从吾之好，不知道什么是“真吾”。他就“真吾”解释如下：

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论语·卫灵公篇》），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孟子语）。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中庸》）；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则从吾而化矣。萝石逾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毋自以为既晚也。充萝石之勇，其进于化也何有哉？

在上述文字中，王阳明阐述了“真吾”，即真正的自我就是良知，从“真吾”之好便可达圣人境界。

另外，他还讲道，从“真吾”之好可以自慊而得到心的安康，不仅可以随处自得，还能够治国平天下。从“真吾”之好会被天下人喜欢，相反会被天下人讨厌。

前面提到，王阳明在流放之地龙场大悟，在当地讲学时，曾为聚集来的青年学生讲述“立志”的要诀（《教条示龙场诸生》，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其中讲道：“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对照一下《立志》和《从吾道人记》里的话，便可知道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说早在龙场时期便已萌芽。

下面参考一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萝石的评价：“先生晚而始学，卒能闻道。其悟道器无两，费隐一致，从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终沉于空，此毫厘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耶？”（《浙中王门学案》卷四）从而可知萝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