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侍于王阳明前，因言谤议日炽。先生曰：“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王阳明回答道：“三言者诚皆有之，特吾自知诸君论未及耳。”“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论语·阳货》）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做得‘狂者’（《论语·子路》）。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薛侃认为先生自信良知以来，已得圣人真髓。

总之，王阳明在倡导良知说后，才免于《论语》中所讲的乡愿之念，从而达到狂者之心境。

在上述问答之后，门人就乡愿与狂者的区别提问，王阳明回答道：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关于狂者，《论语·子路篇》有如下记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也就是说，孔子说他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了，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于为善，狷者绝不会为恶。

王阳明倡导“良知”说以后，有时以狂者自居。他说，这也是招来世间指责的一个原因。从上述引用中可以察觉到，王阳明心中有些自省。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王阳明精神的真髓。因为薛侃察觉到这一点，所以才对王阳明说“得圣人真髓”这样的话。王阳明的这种自省态度，也可以从他写的《与陆元静（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得知。

曰：“乡愿何以断其媚世？”

曰：“自其议狂狷而知之。狂狷不与俗谐，而谓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乡愿志也（《论语·阳货篇》及《孟子·尽心章句下》）。故其所为皆色取不疑，所以谓之‘似’（“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洁，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虽欲纯乎乡愿，亦未易得，而况圣人之道乎？”

曰：“狂狷为孔子所思，然至于传道，终不及琴张辈而传曾子，岂曾子亦狷者之流乎？”

曰：“不然，琴张辈狂者之禀也，虽有所得，终止于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圣人之道。”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认为曾子是孔子所讲的中行之士，故而可以悟圣人之道。阳明学重行，朱子学重知，如果将二人比作孔子门生，则朱子像子贡，王阳明像曾子。当然，朱、王二人都高度评价过曾子，认为他领悟了孔子所讲的一贯之道。如果硬要对比二人，也可以用上述比拟吧。

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在写给黄宗贤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写道：“近与尚谦、子华、诚莆讲《孟子》‘乡愿狂狷’一章，颇觉有所省发……”他回顾在南京的日子，发现自己当时的言论未免有乡愿之念。

综其一生来看，王阳明能够安心讲学的时期，只有从贬谪地龙场出来后的南京时期和还乡后的越地时期。具体如下。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任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时，上京觐见；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官拜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段时间是王阳明的在京时期。

正德九年（1514）四月，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作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被任命为南赣汀漳的巡抚。这段时间就是南京时期。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乡越地；嘉靖六年（1527）五月，受命征讨广西省思恩、田州叛乱，并于九月离开故乡。这段时间便是越地时期。

王阳明在南京时期，提倡和朱子学不同的“去欲存理”“省察克治”及有名的“事上磨炼”等学说，但是当时遭到朱子学者的指责。为避开朱子学者的锋芒，王阳明写下了《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开始提倡“良知”说以后，他回顾当时的心境，承认自己有乡愿之念，有曲学阿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