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年谱三》记载，王阳明再次上疏请求辞退封爵时，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宪与户科给事毛玉，在宰辅杨廷和的授意之下，提交上疏，弹劾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曾批评朱子，又建有平定宸濠之乱的大功，朝廷内外有不少人对他嫉妒不已。

当时王阳明的高徒陆元静任刑部主事，愤慨地提笔写下《辨忠谗以定国是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世德纪附录》），列举六条，为其师王阳明辩护，准备上奏。上疏中提到，当时抨击王阳明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六点：

一谓宸濠私书，有“王守仁亦好”一语；

二谓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见宸濠；

三谓守仁亦因贺宸濠生辰而来；

四谓守仁起兵，由于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

五谓守仁破城之时，纵兵焚掠，而杀人太多；

六谓宸濠本无能为，一知县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

陆元静针对这些非议，一一列举事实详细辩论，明示王阳明与部下诸将的军功，为老师辩护，被称为“六辩”。上疏末尾写道：“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天理人心安在哉”这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四次，可知陆元静有多么激愤。

但是，王阳明听说此事后，写了一封信《与陆元静（二）》（《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给他，劝他不要上疏。王阳明在晚年告诫门人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传习录》下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书信中，王阳明首先对陆元静的辩护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后写道，应该以谦虚为宗旨，自我反省，警诫卖弄辩解之词。现将王阳明的论点分条整理，明示其意，其后加入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第一条：

某不孝不忠，延祸先人，酷罚未敷，致兹多口，亦其宜然。乃劳贤者触冒忌讳，为之辩雪，雅承道谊之爱，深切恳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

王阳明认为，受众人责难是对祖先的不孝，这也印证了他主张的心学就是源于一个“孝”字。他讲到不忠一词，大概是出于自责之念。因为平定宸濠之乱后，他上报了部下的军功，但是皇帝身边的佞臣擅自删改捏造，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其门人冀元亨，而他却不能铲除奸佞。接着，他又表示，因为自己处置不当，要劳烦陆元静为自己上疏辩护，非常感谢。

第二条：

“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之故，议论方兴，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所未信欤，则当务求其是，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既已自信欤，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慊，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易·系词上传》）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孟子·告子章句下》），砥砺切磋之地乎！

上面所讲的“昔人之教”，源自隋朝王通的《中说·问易》。贾琼问：“何以息谤？”王通回答说：“无辩。”也就是“勿辩”。这个“无辩”可以说是辩解的极致。《周易》中的贲的极致便是白贲，也是同一道理。这也算是对世间有志之士的针砭之言吧，因为他们吹捧说阳明学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

在此，王阳明表示，与其急于辩解，不如反求他人是非之论，以谦虚的态度追求体认。另外，他使用的“自慊”一词，出自《大学》，表示自我满足的意思，也是阳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自慊”正是因为致良知而得到的自我满足。但是，这个词用在这里，也包含了自谦的意思，也就是说，遵循良知拥有自信的话，没必要特意向他人炫耀，反倒要谦虚。我们不可忽略王阳明所讲的“自慊”中有这样一层含义。

第三条：

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固各有所凭据，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习乖谬积渐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讲究，加以吾侪议论之间或为胜心浮气所乘，未免过为矫激，则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此吾侪之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王阳明虽然批判朱子学说，但是他讲到朱子学说时，并不明确指出朱子之名，只是提出“先儒之论”，而且绝不立门户之见。而明末的陈清澜的态度则大相径庭，他坚持朱子学说，在著作《学蔀通辩》中点明陆象山及王阳明的名字，并加以彻底批判。我们应当注意，王阳明这种谦虚的态度从未改变。

第四条：

吾侪今日之讲学，将求异其说于人邪？亦求同其学于人邪？将求以善而胜人邪？亦求“以善而养人”（《孟子·离娄章句下》）邪？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推寻所自，则如不肖者为罪尤重。盖在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己未尝实致其知，而谓昔人致知之说未有尽。如贫子之说金，乃未免从人乞食。诸君病于相信相爱之过，好而不知其恶，遂乃共成今日纷纷之议，皆不肖之罪也。

王阳明对于自己讲学的深深自责着实打动人心。他在龙场大悟之后就提出知行合一，四十九岁开始倡导“致良知”说，在此却反省自己曾对先儒的“致知”说进行过批判一事，认为自己曾陷入口舌之弊，并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第五条：

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伯夷颂》）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伊川、晦庵之在当时，尚不免于诋毁斥逐，况在吾辈行有所未至，则夫人之诋毁斥逐，正其宜耳。凡今争辩学术之士，亦必有志于学者也，未可以其异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间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

王阳明一方面针对世人的批判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时认为那些批判自己学说的人也是有志于学问的人，坚信他们遵循良知后很快便会理解自己的学说。由此可见，王阳明虽然主张自己独创的新学说——“良知”说，但是对世人非常谦虚。

而且，在书信的末尾，王阳明引用了孟子的“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两句话讲述的是良知，唯有致良知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提出“良知”说一两年后，已经在论述“致”的重要性了。

此时，王阳明的讲友，担任光禄寺少卿的黄绾也上《明军功以励忠勤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八《世德纪附录》），为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