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王阳明在《与陆元静（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这封信中谈论了养生。他的高徒陆元静原本气弱多病，因此向往神仙养生学说。王阳明也曾倾心于此，所以告诫陆元静不可徒为神仙养生学说劳力费神。

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中庸》），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元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明，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

关于信中提到的“神”“气”“精”，王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答陆元静书》（《传习录》中卷）用“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告诫陆元静，仙家所讲的“神”“气”“精”与良知是一回事。

王阳明还提倡过真吾说。在《从吾道人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有如下记载：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论语·卫灵公》），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从吾而化矣。

也就是说，王阳明讲的“真吾”，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良知。因此，实现自我，无非就是去私吾之好，从我良知之好。

然而，陆元静所讲的“真我”指的是，隐于世外，于静处生活以求养生，这样便是重视真我。因此，王阳明写信告诫他，不要信奉佛教、老庄思想而喜好静坐。

据此可知，王阳明认为修行良知学说，便可自然达到道教的神仙养生的境界。他认为佛教的生死解脱也是同样道理。他说生死如同昼夜，知昼夜，即知死生。（《传习录》上卷）

但是王阳明又说，克服生死之念并非易事。有门人请教“夭寿不贰”（《孟子·尽心章句上》）。他回答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下卷）

总之，尽管很难，只要克服生死之念，学问便可达“尽性至命”（《孟子·尽心章句上》）之境界。王阳明认为，最终致良知才能去生死之念，像佛教讲的那样从生死中解脱出来。这可以说是他作为儒学家的生死观。

王阳明认为遵循自己的良知学说的话，既可以从佛教讲的生死之念中解脱出来，又可以做到道教讲的神仙养生。这可以说是以“良知”说为主体的融摄三教学说吧。而且王阳明批判说，佛教并不能真正使人从生死之念中解脱出来，而道教也不能使人真正达到神仙养生的境界。

王阳明通过回答门人的提问，阐述了应以良知来看待世界万物的绝对虚无，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私念。道教与佛教虽然也讲虚无，但是它们的目的在于祈求长生不老，脱离现世的苦海，因此难免存有私念，这种虚无并非真正的虚无。（《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批判道：佛教否定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关系的存在，认为它们是烦琐的，劝说人们不必执迷于此。然而，这些人伦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佛教否定这些人伦关系的存在，倡导虚无，是因为想从这些关系中逃离出来，反倒陷入了佛教所讲的“着相”。而儒教承认人伦关系的存在，追求本应有的道德，但这样反倒是“无相”。（《传习录》下卷）

佛教和儒教都宣扬养心的心法，但是王阳明认为，儒教的养心并不脱离人伦事物，而佛教舍弃人伦事物，轻视经世致用，采取不与世间打交道的态度，结果不能够治天下。佛教弃绝人伦事物，那是因为佛教把心看作幻相，以养无心为宗旨，关于这一点，王阳明予以了批判。（《传习录》下卷）关于佛教舍弃人伦事物这一点，宋代以来的儒学家都进行了批判，归根结底是因为佛教把心看作幻相，不将心用在人伦事物及经世致用上。

王阳明批判佛教是自私自利的，这一点宋儒也曾批判过，王阳明则是从心学的立场展开论述。嘉靖三年，王阳明在写给陆元静的信（《答陆元静书（又）》，出自《传习录》中卷）中对佛教展开了批判。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也就是说，宋儒提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彻上彻下之道，因此他们会批判佛教与老庄沉沦于本体，忘却了作用，追求上一段，舍弃下一段。而王阳明在此基础上从“良知”说的角度加以批判。他认为一念良知贯穿上下，无始无终，前念不灭，后念不生，是生生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