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于江西南昌首次向世人揭示“致良知”说。王阳明说，自从自己经历了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变后，益发相信，良知足以真正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于是，他在给弟子的信——《与杨仕鸣（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提到，能够体会到良知的真意，就会明白《中庸》中所讲的君子之道，即“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他在给高足邹谦之的信中又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在王阳明看来，只要依靠良知，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可以抵达自在无碍之境。

雪堂行和尚在阐释禅门悟境时，曾用“水上葫芦”做比喻，刘念台用其明示了禅与儒教中的自在无碍的差异：禅讲的是无目的，而儒教中讲的是有目的。（《刘子全书遗编·学言》）这一点比作无舵之舟和有舵之舟，差异一目了然。因为，无舵之舟不逆风浪而行，而是随风顺水，故可得自在无碍，而舟若有舵，则可乘风破浪，到达想去的彼岸，亦可谓自在。刘念台的“诚意”说，可以说揭示了阳明学的奥义，明示了儒教中的自在无碍之境地。（详情请参照拙著中对《刘念台文集》解说的章节）

根据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宋儒所谓穷理本可谓极其简易，皆因宋儒从知解上求之，故而头绪纷繁，苦于艰难。

一日，见王阳明喟然叹息，侍坐一旁的弟子陈九川问其原因，王阳明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九川答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

王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骨血也。”中国自古就有传说，将活人的血滴到死者的骨头上，如果有血缘关系，就会渗入骨中，当场可验明。王阳明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良知二字正是滴到骨头上的那滴血。

王阳明用滴骨之血这个传说，阐明了良知的能力，即当场可辨善恶的先天知觉。他又将良知可以消除自私自利之念的力量比作在大熔炉中放入雪，瞬间即化。

王阳明正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开始把良知作为千百年来圣人代代相传的圣门正法眼藏来信奉的。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一历程，而轻易实行“良知”说，反倒会产生弊端。我们看一下后来的王门现成派的追随者就自然明了了，世间高倡阳明心学的人，往往会陷入这种弊端。

因此王阳明训诫道：“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王阳明自从在南京讲学以来，知道门人有静坐求道、搞教条主义的弊端，却只令他们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讲求务实，并未说明天理为何。因为天理应当亲身体会，不可言传。因此即便有人询问，王阳明也不作答，令自求之。

这时王阳明却对友人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

旁边有人热情询问，于是他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经历了宸濠之乱以及张忠、许泰之变后，才明确把“这些子”作为良知，开始高倡“良知”说。

首肯陆学

尽管陆九渊是得孔孟正传的学者，陆学却因朱子学成为官学而受到压制，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王阳明得知此事，深感遗憾。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王阳明给陆九渊的故乡、江西省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发去公文《褒崇陆氏子孙》（《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要求仿各处圣贤子孙之惯例，免除陆氏嫡派子孙之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

如前所述，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于龙场大悟之后，贵州省提学副使席元山曾就朱陆异同向他发问，当时王阳明并未作答，只是讲了自己所领悟的道理。一方面他是不想因为谈论异同问题而给朱子学者带来不必要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圣人之道必须通过自己亲身体会才能领悟。

正德十六年，席元山写了为陆学辩护的《鸣冤录》赠予王阳明。王阳明读后回信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对孟子之后唯一提出心即理的学者陆九渊予以褒扬的同时，又对其拘泥于传统学说的致知“格物”说表达了不满，并希望席元山能够洞察这一点，使学问更加精进。

同年，抚州知府李茂元刊行了《陆象山文集》，并委托王阳明为此书作序，于是王阳明写下了《象山文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序的开头，王阳明宣扬“圣人之学，心学也”，强调心学为正统学问。

元代以后，思想界虽有过朱陆异同的争论，但到了明代，朱子学作为官学而备受重视，世间学者大都秉持朱子学的理念，象山学几乎被遗忘。如前所述，王阳明于龙场大悟后以心学为宗旨，所以自然是站在颂扬象山心学立场上的。但当时是朱子学独尊的时代，因此王阳明虽倾向于陆学，但有所顾忌。而且王阳明在提倡与朱子学不同的看法时，也遭到了世间朱子学者的非议。于是，王阳明又写了《朱子晚年定论》，苦苦地为己说与朱子晚年之说的相同性做辩护，这其中难免有所谓的曲学阿世之论。

然而，自从主张“良知”说后，王阳明就开始一反常态地赞扬起受到压抑的陆学，而开始批判朱子学。他在上述《象山文集序》中写道：孟子没而圣人心学绝，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孟子曰：“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今禅之说与陆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而顾一倡群和，剿说雷同，如矮人之观场，莫知悲笑之所自，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

如此指责并痛斥朱子学亚流之弊端，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白鹿洞讲会

王阳明虽然一直向门人宣讲自己的学说，却鲜有机会于静处亲授。武宗的车驾北还之后，南昌周边稍微恢复了平稳，再加上王阳明开始把良知作为千古圣贤的正法眼藏，于是他聚集门人，首次大力宣扬“良知”说，地点选在因朱子讲学而闻名的白鹿洞书院。

当然，王阳明很早就有意回到故里向门人讲学，正好当时任江西省南昌府知府的吴嘉聪正欲编撰《府志》。当时王阳明的高徒蔡宗兖为该省南康府教授，负责主持白鹿洞书院的事务，就将编写府志的机构设在书院内，召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共同编辑，这样一来也可以节省费用。

同时，王阳明写信[《与邹谦之（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五]给高徒邹谦之，邀他来白鹿洞书院共同讲学。信中写道：“别后德闻日至，虽不相面，嘉慰殊深。近来此意见得益亲切，国裳亦已笃信，得谦之更一来，愈当沛然矣。适吴守欲以府志奉渎，同事者于中、国裳、汝信、惟浚，遂令开馆于白鹿。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王阳明写信给邹谦之，催他来白鹿洞书院参加讲会。我们从这件事上就可以察觉到王阳明对邹谦之的殷切期望。如前所述，邹谦之后来成为王门修证派（正统派）的巨匠之一。

同一时期，讲友湛甘泉、霍韬和方叔贤都辞官归隐，开始讲会。王阳明得知此事，说：“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失此机会耶？”于是决定将同门召集到白鹿洞举办讲会。

此时霍韬经过南昌，与王阳明讨论《大学》，坚持朱子学的旧见解。

王阳明说：“若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若欲以是求得入圣门路，譬之采摘枝叶，以缀本根，而欲通其血脉，盖亦难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

也就是说，王阳明断定朱子学忘记了内部的根本血脉与外界是相通的，只是通过外部的枝叶来追求根本血脉，因此其学说已经本末倒置。在此，王阳明简易明快地讲述了朱、王二学的区别。他认为，朱子学可以用来通晓古今，增长见闻，如果把其作为圣学的通道，就会失去以血脉贯通为根本的圣学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