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夏，王阳明前往吉安后又到泰和，问候了比自己大七岁、身居少宰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并向罗钦顺敬奉了《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随后，王阳明收到了罗钦顺寄来的有关上述两本书的论学书信。当时罗钦顺五十六岁，王阳明四十九岁。

罗钦顺虽然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朱子学者，但他是一位将区别理气、心性的举动视为错误，具有明朝特色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罗钦顺任南京国子司业时，因犯刘瑾之怒而致仕，刘瑾伏诛后官复原职，经南京吏部右侍郎，升至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死后，被朝廷追封太师太保，谥文庄。

罗钦顺潜心于格致之学，著有《困知记》。由该书中的《与王阳明书》一文来看，罗钦顺在正德十五年的夏天，受王阳明赠予《大学古本》和《朱子晚年定论》，而在前一年的夏天，他则在友人处看到了《传习录》。

对于罗钦顺这篇站在朱子学者的立场来批判王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传习录》中卷）里逐一加以反驳。其中，从《大学》的古本、新本问题到《大学》的“八条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一一做出了解释，并站在其心学的立场上，批判朱子学陷入外求义理的境地，明确表示对自己的学说抱有自信。

下面，我们就对王阳明的这封回信的内容稍作介绍。

罗钦顺对《大学古本》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罗钦顺认为，学当为内求，而王阳明将程、朱的格物之说视为外求，这是错误的。此外，他还对王阳明去除朱子定下的《大学》分章，削减朱子勘补的经传，提倡《大学古本》复古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之后，王阳明又强调，学的重点在于求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王阳明对自己的心学抱有很强的自信，对朱子学的批判也很明确。其后，王阳明又严厉反驳道：“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罗钦顺对心学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罗钦顺批判说，王阳明提倡排开外求，致力于反观内省，如此一来，《大学》便可以“正心诚意”四个字来完全概括，而初学之人在学问之际，难道就不再需要格物等详密的功夫了吗？

对此，王阳明完全赞同罗钦顺的说法，回答说：“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功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之后，王阳明又基于自己心学的立场，反驳道：

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

关于格物的意义，王阳明如下说道：

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功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心）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

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如上所述，王阳明强调心性理与事物本来是混一的。但不容置疑的是，王阳明的混一性立场是以内心为主的，换言之，是以内心为主的内外混一。只不过客观地来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稍稍有些过于主观。此外，文中“正者，正此也”里的“此”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很多大家的注释书中并没有过多解释，但其实就是陆九渊所谓“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里的“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物心一体的“心”。所以，这里需要加个“心”字。

王阳明对“格物”说的解释

王阳明向罗钦顺解释，自己的“格物”说与程朱之说并无抵触。王阳明如下说道：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

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

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

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通览上文不难看出，以孟子、韩愈自任的王阳明心中充满着忧世情怀。而文中所提到的“九条之说”，是朱子于《大学或问》的格物章中引用的程颐提出的有关格物致知的九条方法，其要旨如下。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

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

物必有理，皆所当穷。

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

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草一木，亦皆有理，须是察；

当知至善之所在；

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罗钦顺对《朱子晚年定论》的批判和王阳明的反驳

如前所述，王阳明为了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所创学说的抨击，说明朱子晚年的悔悟之说与自己的学说主旨相同，从朱子文集中遴选了三十四封书信，各抄录一节，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于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出版。然而，因为罗钦顺指出其中还收录了朱子早年的学说，所以王阳明一边说明，一边对朱子的学说加以反驳。

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上文中，尽管王阳明说自己如敬神信卜一样尊崇朱子之说，不忍背驰，但为了明学问之道，自己必须纠正朱子的错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这句话，对现今的学徒来说可谓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