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年（1515）八月，王阳明写下《朱子晚年定论》，书中暗示自己的学说与朱子晚年的定论是一致的。王阳明想借此减少朱子学者对自己的强烈非难和谴责，但当时这本书并未被刊刻。直到正德十三年，其门人才刊刻了此书。

当时，王阳明虽然兵务缠身，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这些学说与朱子学完全不同，所以遭到当时的朱子学者的责难。但这些朱子学者根本不愿探究阳明学的内容。面对责难和非议，王阳明迫不得已才允许了《朱子晚年定论》的刊刻，并为它写了篇序文。

有关此事，我们可以从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写给安之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看到：

留都（南京）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

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

鉴于明初的“朱陆同异”论者程篁墩因在他编著的《道一编》中赞美陆学而遭到非难，王阳明唯取朱子的自说，而对其言论未加一词。阳明以为如此一来，朱子学者也就不会再感到愤怒，进而非难他了。

因此，紧接前文，王阳明又在该信中写道：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朱陆同异”论兴起于元代，初期分为持“根本相同而末支不同”之论者和“本末皆相同”之论者，但由元至明，朱子学被用于科举，因此当时是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正如王阳明所说，如此同异论，朱子学者自然会将此举看作为陆学撑腰，因而激起众怒也是很正常的。王阳明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刊刻《朱子晚年定论》，并写下序文。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在评价王阳明的书信《与安之书》时曾说道：

此篇虽以论阳明先生编纂《朱子晚年定论》之事为主，然阅此后，方知先生编纂此书，乃因世之学者以学问为议论之种，而丝毫其自己身心做功夫所致，故而先生出此著，其主眼乃息无益之论。

盖先生之意，天下皆向朱子为宗，倘言朱子之误则定起不平，口角相争，喧哗不休，却疏于身心功夫。如此，如前之法不宜取。故此，此番天下共以朱子为学则宜，亦无不宜之事。但学此说，则须察朱子真意，停止议论，不若取朱子之语，着实身体力行。细学之，朱子之定论非如今日争论之朱说，却因晚年有大变之处，由此意，出此书。

然而，此亦为致吵闹益盛之种，倘直言朱子之学不宜，犹为善者，阳明诬妄曲解朱子，渐入己说。弄奸曲手段欲胜于人。尤其书中，与吕子约书之流，佯以不知初年所作，而入晚年却以此为证，如此混淆视听，竟内心坦然。此最最忌恶之事。

又如清儒李穆堂之流，引用阳明先生一文早晚之偶误，若言彼是，举现孰己惟晚年先生之说，云何谓著《朱子晚年定论》之新篇之事，此皆议论喧哗之事，却全不知先生之深意。

阳明先生初议朱子，本因忧世人以议论为学，丝毫不知着实之功夫而为，世人却因先生议朱子而不平，却无反省之意。言先生未毁朱学，却又成议论之种，故而此番先生不毁朱学而示道理，出《晚年定论》。然此事又引议论喧哗益盛，只叹先生实无再可着手之方。我等后学须知，知先生真意乃第一义。

然而，笔者不得不说，以上评价有些偏袒王阳明。

在创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同一年，王阳明又写下《紫阳书院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位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南部的山中，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在此读书，因朱熹曾在其建筑上悬挂御题的“紫阳书室”匾额，所以后人建造了紫阳书院。正德七年（1512），郡守熊桂（字世芳）重修紫阳书院，将朱子学弘扬于世，“萃七枝之秀”，并亲自担任主讲。后来紫阳书院的讲官程曾氏收集书院的兴废记录，效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宣明政教，并请王阳明作序文。

尽管阳明对朱子学持批判态度，但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写下了序文。此举或许与他作《朱子晚年定论》用意相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阳明在序文中从自己的心学，即自得之学、培根之学的立场上，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各条做出解释，讲述了此揭示中蕴含的朱子学精髓。

在《朱子晚年定论》（《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的序中，王阳明先述说了圣学的推移以及当时学界的状况，并对之加以批判，接着述说了自己为学的历程，解说自己悟得圣人之道的经历，然后明确道出自己对朱子学的看法，最后得出朱子学、王学殊途同归的结论。

序文开篇写道：“洙泗（孔子）之传，至孟子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唐代的韩愈说，孟子死后“圣学绝”，宋儒也有过相同的看法。在王阳明看来，宋儒中继承了圣学的是周敦颐及其门人程颢。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未将程颢的弟弟程颐列举出来。

王阳明虽然提到了周敦颐、程颢，但几乎没有提及世人认为继承了程颢的伊川之学（由程颐开创），而且，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继周敦颐、程颢之后，应当注意的人是陆九渊。王阳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周敦颐、程颢之学是体认自得之学，而以“心即理”为宗旨的象山之学（由陆九渊开创），与之并不违背。

如前所述，按照王阳明的说法，程颢之后的儒学，辨析日益详细而失其宗旨，陷入支离之敝，逐渐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学者并未将体认自得作为宗旨，多言巧辩，而致使圣学陷入议论。

在这篇序中，王阳明讲述了自己的为学经历，他提到自己年轻时曾先后沉溺于举业、辞章之学和佛教、老庄思想，也曾对圣学产生过怀疑，但经历龙场大悟之后，自己终于悟到圣人之学平坦如大道。后来，自己创立了与朱子学不同的学说，但这种学说被世间学者视为立异好奇之说，遭到了他们的非难和指责。但是，自己在压抑自我、反省己过之后，越发坚信自己的学说精确、明澈，对此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

在序文中，王阳明接着写道：“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

从上文中可见，王阳明曾经对朱子学抱有怀疑态度。但在南京时，王阳明对朱子学重新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朱子在晚年时曾对自己年轻时的学说进行反思，对自己学说的弊端有所悔悟。因《集注》《或问》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所以王阳明猜测朱子欲以改正，却未能完成。而《朱子语类》这类书是经由门人修订的，所以门人可能因为好胜心而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与朱子平日之说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世间学者只是道听途说，或仅限于听朱子学者讲述，因而不知朱子晚年悔悟之事。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有所改变，那么朱子学就无法流传于后世。

故而，王阳明得出如下结论：“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王阳明希望借这本《朱子晚年定论》的刊行，缓和自己与天下朱子学者的矛盾。应该将此举看作是王阳明的一番苦心，还是就此认定王阳明存有曲学阿世的一面，虽然学者们抱有不同的意见，但后来王阳明自己说，他当时确实存有曲学阿世的念头。

关于这篇《朱子晚年定论》，因为其中甚至编入了并非朱子晚年学说的内容，所以后来遭到朱子学者的指责与非难。他们批评阳明此举完全是欺瞒世人，认为《朱子晚年定论》力图让朱子晚年之说与王阳明自己的学说一致，纯粹是一篇狡智之论。

对于这一点，东正堂曾出言辩护（《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三《文录四·序记说》）。东正堂的这些言论，与前文中他对王阳明《与安之书》的评论大致相同。

首先，东正堂叙述了王阳明虽然兵务繁忙，但仍然坚持讲学，因其讲义对朱子学提出了异议，所以遭到朱子学者的非难和指责的事实。他说：王阳明先生讲道，却成为议论之种，与其为先生喟叹，倒不如参阅此篇之说，亦可体察先生为道之苦心。

而对于那些非难、指责王阳明的人，东正堂说：先生一番苦心，只道世间学者徒沉溺于空论，失却真实功夫，欲图除弊救人，却又助长了世间偏见私心的议论之种。观此事，实在无奈。

接着，东正堂又进一步进行了阐述：

云篇中早晚颠倒之事，乃一时之误，本意却全不在此。此事，于阳明先生《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已然明确。先生的《答罗整庵少宰书》，出于《传习录》中卷，云“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于此，先生之心已充分明了。然而，凡未脱门户与偏见者，至今犹彼是穿凿。故清儒李绂（号穆堂）编《朱子晚年全论》，即便阳明误其早晚，此亦仅仅见于《朱子晚年定论》中《答何叔京》一书。《朱子晚年定论》中，该作证据之处众多。我只举此一处，却可见此《朱子晚年定论》之情状。穆堂徒知袒护阳明先生，却不知先生之心，反成无益多余之议论。恰如清儒陆陇其毁阳明，阳明元来毁朱子，我亦毁其毁朱子者无异。全不知本统之学何谓。

然本统功夫，却非易与。今读此序文，先生举朱子之言为证据，出于所谓“自咎以为旧本之误”。又《朱子晚年定论》中，《答黄直卿》中所书的“向来定本之误”，然“一斋先生云，朱子旧来定本之误，非指旧注”。即便如一斋翁所言，此乃阳明先生之误解，然序文中之精神、先生之心亦无改变。我等后学当着眼于此。

或云，《朱子晚年定论》之刊行，遂不免先生之失策。元来，先生之学自通千古而不被埋没，未必须借朱子委曲调停。此乃先生所谓“犹有乡愿之意”，已自认。此说亦颇有意味。

然而，上述东正堂的论述未免有些过于偏袒王阳明。因为正如东正堂所引用的，连王阳明自己也说“犹有乡愿之意”。

此外，作为朱子晚年悔悟的例证，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里所举的三十四封朱子书信中，有关引起朱子学者非议之处，门人杨士德与王阳明之间曾有过如下一番问答：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答黄直卿书》），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与吕子约》），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答何叔京》），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阳明）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传习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