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明先生文录》的《大学古本序》中，一开始说《大学》的宗旨为“诚意”，随后又说《大学》的宗旨是“致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王阳明悟到诚意的本体便是良知，王阳明的思想由此得到了发展。

明末的刘念台分析了诚意的“意”和意念的“意”的差别，并提出了以“意”为心之本体的独创性“诚意”说（该学说的萌芽可见王塘南的“意”说）。刘念台认为王阳明的“致知”说有伤血脉，所以对其加以批判。刘念台并未像以往的学者那样，将“意”看作心之用，而是把它看作心之体，从而创立了新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意之好恶”说，尤其是王阳明的“喜善厌恶”说，刘念台评价为“心髓入微，丝丝见血”，他赞扬了这种混一的心之体的生命性，并称自己的“诚意”说缘于这些学说。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析由“诚意”说转为“致知”说，是将心之体视作混一生命体思想的发展。

当王阳明提出他的新学说时，他的同乡、巡按唐龙担忧世间会对王阳明有所责难。他向王阳明提出忠告，希望王阳明能够停止讲学，慎重择友。

王阳明在写给唐龙的回信《复唐虞佐》（《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写道：

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而后之论者，忽近求远，舍易图难，遂使老师宿儒皆不敢轻议。故在今时，非独其庸下者自分以为不可为，虽高者特达，皆以此学为长物，视之为虚谈赘说，亦许时矣。当此之时，苟有一念相寻于此，真所谓“空谷足音，见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缝而来者，宁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间，亦岂无滥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将于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于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别以淘金为也。孔子云：“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设科也，来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盖“不愤不启”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无类”，则其本心焉耳。

此时，王阳明不仅将“诚意”作为《大学》的宗旨，还作为《中庸》的宗旨。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写下了《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

卷七）：

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然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道修而性复矣。致中和，则大本立而达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诚尽性，其孰能与于此哉！是修道之极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

王阳明在龙场大悟之后，开始认为万物是一体的、血脉相通的。比如，他把具有耳目口鼻的身体和视听言动的心灵看作一体，因此，“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也就是一体的。（《传习录》下卷《陈九川录》）

因为追寻这样的血脉一体，功夫自己就产生了由内至外的倾向。所以，在《大学》的功夫上，王阳明将诚意视为学的宗旨也就理所当然了。

如前所述，《大学古本》刊行于正德十三年，王阳明为其作序，认为《大学》的宗旨为“诚意”。之前也曾提到，王阳明第一次向陈九川传授致良知之学，是在两年后的正德十五年。由《传习录》下卷的开头来看，陈九川于正德十四年由京师归乡途中再次在南昌见到了王阳明。

尽管兵务繁忙，王阳明还是抽空见了陈九川，向他询问了近年来的学习情况。

面对王阳明的询问，陈九川回答道：

（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渊。希渊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渊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

针对陈九川提出的问题，王阳明回答说有无格物并非取决于外在，而在于意的志向之处，身、心、意、知、物皆为一体。听了王阳明的解释，陈九川释然领悟。

在王阳明看来，心无动静，专一于静坐反而将心分为了内外，所以讲说了动处功夫的事上磨炼之要。

后来，王阳明又批评湛甘泉将格物的“物”换成“理”，还留有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之处。（《传习录》下卷）此外，虽然“心即理”可以展现陆象山之学的蕴奥，但王阳明也批判了陆象山之学略显粗鄙。

之后，对于陈九川提出的有关陆学的问题，王阳明回答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传习录》下卷）

上述陈九川对王阳明的提问中，提到了“心之灵”一词。之前王阳明之学都是以诚意为宗，但在宸濠之乱、张忠许泰之变中，王阳明开始坚信“心之灵”，最终提出了“致良知”说。

正德十五年，陈九川到赣州时，王阳明第一次对他讲明“致良知”是学之头脑。有关此事，后文会另有叙述。因为达到了将“致良知”看作学之头脑的境界，所以王阳明才改写了《大学古本》的初序。

其后，嘉靖二年（1523），五十二岁的王阳明在写给门人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说：

承喻：“自咎罪疾，只缘轻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恳切。但知得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味！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说卒入于支离。

如此一来，王阳明修改《大学古本》初序的理由和年代也就清楚了。

据此来看，王阳明向门人讲说致知（“致良知”）乃学之宗旨、千古圣学之秘蕴，是他身处赣州之时的事，但从王阳明写给薛侃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来看，当时（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因兵事纷扰和身体虚弱，转而注重思想的修为。所以从这时起，王阳明对心之体的观念也开始逐渐变得坚定，尤其是在平定宸濠之乱后，这种观念最终变得不可动摇。在面对宸濠之乱和其后张忠许泰之变带来的苦难，以及自己的新学说遭到朱子学者的非难指责时，王阳明开始对良知抱有绝对的信心，强烈地感知到致知正是学之宗旨。

在上述的书信中，“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这一句话值得读者留意，我们后面还有具体论述。

此外，在嘉靖三年（1524）写给黄勉之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王阳明写道：“所示《格物说》《修道注》，诚荷不鄙之盛，切深惭悚，然非浅劣之所敢望于足下者也。且其为说，亦于鄙见微有未尽。何时合并当悉其义，愿且勿以示人。”

由此看来，对于之前示于黄勉之的《格物说》《修道注》，王阳明似乎还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虽然《王文成公全书》中并无信里所提到的《格物说》和《修道注》，但其所言《修道注》，或许便是《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文录四》中的《修道说》。该说是在正德十三年提出的，同时也是将“诚”看作学之宗旨，解说《中庸》修道的学说。如果真是如此，自将“致良知”看作学之宗旨后，王阳明便不再将诚意看作学之宗旨。

从上述书信的后文中，我们可察知《王文成公全书》中收录的《大学古本序》是由旧序三次改写而成的：

古本之释，不得已也。然不敢多为辞说，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反为蒙翳耳。短序亦尝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今各

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也。

此外，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在写给陆原静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五）中也写道：“致知之说，向与惟浚（陈九川）及崇一（欧阳德）诸友极论于江西，近日杨仕鸣来过，亦尝一及，颇为详悉。今原忠（应良）、宗贤（黄绾）二君复往，诸君更相与细心体究一番，当无余蕴矣。”

王阳明自得“良知”说，其后遭遇苦难时其思想越发变得深切。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写给邹东廓（谦之）的书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中写道：“比遭家多难，功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

上文中的“家多难”，是指嘉靖元年其父龙山亡故，嘉靖四年痛失夫人诸氏。在这段时间里，王阳明自己体弱多病，而世间针对王阳明的非难指责也变得越发嚣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