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为学头脑与“立诚”(1 / 1)

前文已述,王阳明时常会提到“为学头脑”几个字。所谓“头脑”,就是“眼目”“根本”的意思。但王阳明并不局限于此,他认为“头脑”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事物,因此,它是积极而具有生命的。

关于这一点的要旨,王阳明曾做过如下解说: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

上文中提到的“大本达道”,语出《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过、无不及,中正状态之“中”,为天地万物的伟大根本,而包容众多事物的调和状态之“和”,是通达天地间任何地方的途径。也就是说,“大本达道”是做学问的根本的正确方法。

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写下《赠林典卿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有关《大学》的要义,他总结为“立诚尽之”。同年,在《赠周以善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在讲述周以善师从王阳明探求格物致知十年,依旧未能得其道而感到痛苦一事时,王阳明在论述立志要点的同时,也对“立诚”做了如下精辟论述:

阳明子曰:“子未闻昔人之论弈乎?‘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闻吾之说,出而有鸿鹄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获矣?”

于是退而斋洁,而以弟子之礼请。阳明子与之坐。盖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诚之说,耸然若仆而兴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大学》;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论》《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证之以《中庸》。

乃跃然喜,避席而言曰:“积今而后无疑于夫子之言,而后知圣贤之教若是其深切简易也,而后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诚吾之身……”

同年,在《赠郭善甫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王阳明也将“立志”比喻为树木种子而精辟论述之。他认为立志乃为学头脑。王阳明在文中写道:

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

…………

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

同年,在《赠郑德夫归省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中,王阳明写道,“诚定是非”,精辟论述立诚。而在写给顾惟贤的书信《与顾惟贤》(《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中,王阳明谈道:“今时学者大患,不能立恳切之志,故鄙意专以责志立诚为重。”

王阳明力陈立志、立诚之重要,将它们视为为学头脑,而这一切皆出于追求体认之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和朱子一样,以诚为实理。

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便将立志、立诚视为为学头脑。翻阅王阳明四十二岁时写给黄宗贤的书信,我们便会发现其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立诚”说: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辨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当时,王明阳对“立诚”和“立志”说的论述或许多少有些相同,但是,作为为学之头脑,立诚或许更加适合。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自然会衍生出立诚。其原因就在于,“知行合一”说是以行为头脑,又是诚身、明善一体论,所以将立诚看作为学头脑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从“立诚”论的立场来看待《大学》的话,将诚意认作格物致知的主意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德九年,王阳明为了回答王天宇的提问,曾经写过一封书信给他。(《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信中写道:

鄙意但谓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大学》之所谓“诚意”,即《中庸》之所谓“诚身”也。《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谓“明善”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谓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乎?

王阳明将《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全都看作明善而诚身之功,明确地指出“诚”是《中庸》的头脑。

在这封信中,阳明还提道:“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大学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王阳明对朱子的《大学补传》加以批判,论述了朱子学失之支离。

同年,王阳明写下《书王天宇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文中写道:

君子之学以诚身。格物致知者,立诚之功也。譬之植焉,诚,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后之言格致者,或异于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劳力而不知其终何所成矣。是故闻日博而心日外,识益广而伪益增,涉猎考究之愈详而所以缘饰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为弊亦既可睹矣,顾犹泥其说而莫之察也,独何欤?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为禅矣,或疑予言之求异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说,而内以诬于己,外以诬于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与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