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阳明而言，立志即为培根之学。弟子陆澄曾就此求教王阳明，王阳明回答道：“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传习录》上卷）

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于南京讲学时，恰逢弟子郭庆（字善甫，湖北省黄冈人）返乡，王阳明作《赠郭善甫归省序》相赠（《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在文中，王阳明以农耕播种为例，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强调立志为学问之根本：

郭子自黄来学，逾年而告归，曰：“庆闻夫子立志之说，亦既知所从事矣。今兹将远去，敢请一言以为夙夜勖。”

阳明子曰：“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惶惶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辨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尝见子之求嘉种矣，然犹惧其或荑稗也，见子之勤耕耨矣，然犹惧其荑稗之弗如也。

“夫农，春种而秋成，时也。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已过其时，犹种之未定，不亦大可惧乎？过时之学，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犹或作辍焉，不亦大可哀乎？

“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子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

王阳明认为，立志之于学问，就好比良种之于耕种一样，意义非比寻常。立志的关键是端正态度，然后再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态度不端正，再怎么学习都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态度端正，也要刻苦钻研才能有所收获。

在文章的最后，王阳明将自己讲学的终极目的归结为立志，由此可知阳明心学极为重视立志的深远意义。此外，韩国学者李退溪也说过：“立志以固本，居敬以持志。”朱熹也十分重视立志，他曾说：“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虽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悠悠终日，亦只是虚言。立志必须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则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与事物皆不相违。”

可以看出，朱熹对立志的阐述与王阳明的观点较为接近。不过，王阳明更加明确地指出，立志为学问之根本，而朱熹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在南京讲学后期，王阳明曾作《与顾维贤》一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其中提到“今时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故其专求以诚立志。

此外，王阳明在《寄张世文》一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中还提道：“故区区于友朋中，每以立志为说。亦知往往有厌其烦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先。诚以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王阳明认为，立志必须包含社会道德层面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鼓吹个人理想。对此，他曾做如下论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传习录》上卷）

其中“美大圣神”一词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为提升人格之意。浩生请孟子评价一下弟子乐正子之为人，孟子曰：“其人为善人、信人也。”对方又问：“以何谓善、谓信？”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天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那么，诚意与立志究竟有何不同呢？据我所见，二者是同义不同名而已。诚意为主要决定因素，立志为个体的气质表现。自南京讲学开始，王阳明就着力阐述立志的重要性。晚年时，王阳明将“致良知”作为其学术宗旨。他同时也提出，致良知的关键就在于立志。由上可知王阳明对立志的重视程度。

正德九年（1514）秋，王阳明之弟王守文来南京从学于王阳明，次年夏季返乡，临别时王阳明特作《示弟立志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相赠，字里行间尽显骨肉至亲厚意，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同时，该文章也充分揭示出王阳明对于立志的深刻认识。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

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于此，则其展卷之际，真如饥者之于食，求饱而已；病者之于药，求愈而已；暗者之于灯，求照而已；跛者之于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记诵讲说，以资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

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功，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

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言之非妄也。

守文启程之时，王阳明另作五言长诗《守文弟归省携其手歌以别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以祝福弟弟旅途顺利，同时也叮嘱他应谨言慎行，切勿懈怠学问之事。诗中流露出的殷殷嘱托之意、浓浓手足之情，令人感动不已。

尔来我心喜，尔去我心悲。不为倚门念，吾宁舍尔归？长途正炎暑，尔行慎兴居！凉茗勿频啜，节食但无饥。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适意时观书。申洪皆冥顽，不足长嗔笞。见人勿多说，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轻率，忠信持谦卑。从来为己学，慎独乃其基。纷纷多嗜欲，尔病还尔知。到家良足乐，怡颜报重闱。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归。长者爱尔敬，少者悦尔慈。亲朋称啧啧，羡尔能若兹。信哉学问功，所贵在得师。吾匪崇外饰，欲尔沽名为。望尔日造造，圣贤以为期。九兄及印弟，诵此共勉之！

王阳明为王华长子，是正室郑夫人所生，他下面还有弟妹四人。二弟守文为王华续弦赵氏所出，大弟守俭、三弟守章为妾室杨氏所出。王阳明唯一的妹妹也为赵氏所出，后来嫁给了王阳明的爱徒徐爱。由于王阳明婚后一直无子，守俭、守章也均无子，所以王阳明四十四岁那年，其父便把王阳明堂弟守信之子正宪过继给他，正宪时年八岁。

在王阳明的诸多兄弟中，守文最好学。因此，王阳明为他特作《示弟立志说》一文，向其阐述立志对于学问的重要性。日本江户中期著名阳明学者三轮执斋非常重视这篇文章，特将此文抄录于《标注〈传习录〉》的中卷之后。日本幕府末期心学家吉村秋阳之子吉村斐山更以此文为基础，创作了《入学志殻》一书。

东正堂认为，此篇文章为初学者指明了求学之路，堪称《王文成公全书》中少有的佳作。由于此文专为守文而作，由此可知守文绝非资质平庸之辈。（《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王阳明倡导“立志”说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此为学问之根本。若不以此为本，就算学业再精通，也终将一事无成。王阳明认为，成圣之道即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若要达到此目的，首先要求教于先贤，其次要遵从古训。

王阳明也说，立志并非易事，由初学至最终悟道，无不以立志为先。立志无关乎时间、地点，关键要有坚定、专一、恒久的意志力。志若立，则理自明，私欲萌动尽除。因此，我们必须常以立志自省责身。

此外，王阳明也多次向其他子侄阐述立志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