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年（1515）七月，武宗为迎接乌斯藏活佛，专门派遣使节远赴藏地。此举给朝廷上下带来不小震动，众大臣纷纷劝谏皇帝暂停此举，然均未被采纳。当时，全国灾害频发，盗匪猖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见此，王阳明于同年八月写就奏章，打算劝谏武宗切勿迎佛。然而，此举却未成行。唐朝的韩愈也曾上表劝诫皇帝，切勿为迎佛而劳民伤财。后世有人评价，王阳明之表文要胜过韩愈数倍。韩愈为宋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仅就史学意义而言，王阳明此文似略显平淡。在文中，王阳明效仿孟子劝诫齐宣王的手法，即在赞誉中巧妙地道出迎佛之举的弊端。该文章论点明确、文采出众，堪称议论文中的典范。

至于王阳明为何没有上疏，目前尚不知晓。他虽然写了草稿，却不特别重视。对此，东正堂做了如下分析：此篇文章作于王阳明四十四岁之时。当时虽已完稿，却终未上呈皇帝。后世之人认为，此文章多效仿孟子劝诫齐王之法。还有人称，此文胜韩愈之表文数倍。愚以为，王阳明之文论点明晰，可与孟子之文比肩，但终不及昌黎之文矣。然当时天下以正时弊者犹多，其迎佛之谏非为第一要务。故先生必于其间深思熟虑，稿虽已成犹未呈上。至嘉靖年间，贤愚之人皆议先生之行事，先生俱不以答。即便门下弟子相问，先生仍不发一言。盖先生经深思熟虑后终未上此疏，必有其深意。

据《明史·西域传》中的相关文献记载，武宗迎佛之事发生在正德十年。

当时，民间盛传乌斯藏乃通晓三世之高僧，被世人誉为活佛。武宗得知后想一睹圣僧尊容，于是命中官刘允乘马前去迎接圣僧。闻此，大臣梁储等人极力反对。然而，武宗一意孤行，派近侍前去赠幢幡。得知皇帝此举，朝野震惊。同时，武宗又准刘允携盐引（又称盐钞，为取盐之凭证）数万，马船近百艘前往，甚至还准许刘允随意处置钱财等物。

此举势必会扰乱市场秩序，助长携带私盐之行，于官于民皆无益处。当时，蜀中贼势稍平，百姓生活极为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各级官员只得增加税收。如此，势必又致贼势复发。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邵锡、十三道御史熊兰共同上疏，劝谏皇帝切勿迎佛，然均未被采纳。

最终，刘允前去迎佛。赏赐之物有珠琲（五百珠为一琲）所制幢幡、黄金所制供具及御赐金印。此次迎佛前后达十年之久，花费巨大，国库黄金告罄。

启程之时，刘允携茶、盐数十万担，到达临清时，迎佛船队致使漕运阻塞。由于船队众多，河运不畅，船只首尾相连达二百余里。船队抵达成都后，每日需百石粮食、近百两银钱的蔬菜。就连驿馆也人满为患，附近数十家驿馆均被征用。进贡器具价值二十万两白银，是由工人连夜赶制完成的。

刘允一行在成都住了一年多后，才率领十名将校、千名士兵启程，历经两个月终抵圣僧之地。

然而，活佛却因惧怕被挟持入明而拒绝相见。闻此，众将士怒不可遏，遂以武力相逼。番人于夜间偷袭兵营，抢夺财物，致使两名将校、数百名士兵殒命，伤者近半。刘允乘快马逃跑及时，幸得活命。

众人返回成都后，刘允叮嘱属下切勿谈及遇袭一事。此后，刘允上奏此行经过，得闻武宗驾崩。世宗即位后，召刘允还朝，并将其交于吏部治罪。有关此事，东正堂是这样叙述的：此次迎佛，恰逢宁王遭擒而未被正以典刑之时，佞臣江彬等人乘机蛊惑武宗，再度祸乱朝纲。王阳明见此，无法置身事外，随即决定上疏劝谏。然而，此时亦不同于韩愈写《谏佛骨表》之情形。王阳明未及上表而作罢，必是武宗突然驾崩所致。因此，不应指责王阳明是惧于君臣之礼而未上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一《奏疏·公移一》）

以下是王阳明所作《谏迎佛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全文：

臣自七月以来，切见道路流传之言，以为陛下遣使外夷，远迎佛教。群臣纷纷进谏，皆斥而不纳。臣始闻不信，既知其实，然独窃喜幸，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谏，虽亦出于忠爱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是乃为善之端，作圣之本，正当将顺扩充，溯流求原。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徒尔纷争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

愚臣之见独异于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则尧、舜之圣可至，三代之盛可复矣。岂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

陛下聪明圣知，昔者青宫（为太子时）固已播传四海，即位以来，偶值多故，未暇讲求五帝、三王神圣之道。虽或时御经筵，儒臣进说，不过日袭故事，就文敷衍。立谈之间，岂能遽有所开发？陛下听之，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则亦有何可乐？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纵观于游心之乐。盖亦无所用其聪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于此。陛下聪明，岂固遂安于是，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驰逐困惫之余，夜气清明之际，固将厌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后又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

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岂徒息精养气，保全性命？岂徒一身之乐？将天下万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苏息！故遂特降纶音，发币遣使，不惮数万里之遥，不爱数万金之费，不惜数万生灵之困毙，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远迎学佛之徒。是盖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陛下试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岂不如此乎？然则圣知之开明，善端之萌蘖者，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臣又请得而备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远之具，岂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

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虽不可以参赞化育，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就此二说，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陛下不信，则臣请比而论之。臣亦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臣请毋言其短，言其长者。

夫西方之佛，以释迦为最；中国之圣人，以尧、舜为最。臣请以释迦与尧、舜比而论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释迦者，莫尚于脱离生死，超然独存于世。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然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难，则其仁爱及物，亦诚可谓至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若尧、舜则端拱无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其仁爱及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佛能方便说法，开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诚可谓大矣，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若在尧、舜，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盖“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无方而妙用无体，比之释迦则又大也。若乃诅咒变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极诋，谓之外道邪魔，正与佛道相反者。不应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诋者也。

陛下若以尧、舜既没，必欲求之于彼，则释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谓彼中学佛之徒能传释迦之道，则吾中国之大，顾岂无人能传尧、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试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尧、舜之道者，日日与之推求讲究，乃必有能明神圣之道，致陛下于尧、舜之域者矣。

故臣以为陛下好佛之心诚至，则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务得其实而求其本，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毋求诸夷狄而求诸中国者，果非妄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圣人，以求释迦之诚而求诸尧、舜之道，则不必涉数万里之遥，而西方极乐，只在目前；则不必縻数万之费，毙数万之命，历数年之久，而一尘不动，弹指之间，可以立跻圣地；神通妙用，随形随足。此又非臣之缪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讨究其说，则皆凿凿可证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孟轲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岂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试以询之大臣，询之群臣。果臣言出于虚缪，则甘受欺妄之戮。

臣不知讳忌，伏见陛下善心之萌，不觉踊跃喜幸，辄进其将顺扩充之说。惟陛下垂察，则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不胜祝望恳切殒越之至！专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闻。

在上文中，王阳明将武宗爱好佛教的动机归结为济世救民，但他同时指出，要达成此目的，不能倚靠外邦的佛教，而要仰仗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简而言之，就是舍佛教而尊儒学。王阳明多次将儒学与佛教进行比较，劝谏皇帝要重视儒学。韩愈在《谏佛骨表》中，针对儒、佛之异，华、夷之别做了明确论述，提出了崇儒排佛的观点。王阳明则不同，他考虑到武宗的好佛之心，通过儒、佛之间的对比，提出应该更加重视儒学的观点。

当年，孟子游说齐宣王（《孟子·梁惠王下》）时，使用的就是这种先扬后抑的手法。可以说，王阳明之文深受孟子启发，二者文风一脉相承。齐宣王喜好音乐、喜欢逞勇、爱好钱财，对此，孟子都曾予以劝谏。以下就以孟子劝谏齐宣王好乐之心为例，加以佐证。

庄暴见孟子：“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庄子·让王》有云：“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可见，老庄之学、佛教之道将圣人之道作为吾道之余绪。前文中，王阳明论述儒、佛之别时曾提到，“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虽不可以参赞化育，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就此二说，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由此可知，王阳明将老庄之学、佛教之道作为儒学正道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