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京讲学以来，王阳明着重论述了省察克治。此外，他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立诚，即诚意功夫。四十二岁返乡省亲之时，王阳明曾写信给黄宗贤，提出立诚乃细致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执刀于咽喉处，必要格外用心。

在滁州时，王阳明又写信给弟子王天宇，同样向他阐述了诚意之学。王阳明在信中认为，诚意为《大学》的根本功夫，由此出发，他还对朱子的《大学》说进行了批判。而阳明学的特色就是在这种独立于朱子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前文已有述及。

王阳明于南京讲学之时，尤为重视立诚。他认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实现省察克治，必须先立诚。唯有立诚才是根本功夫。

当时，王阳明在《赠林典卿归省序》《赠周以善归省序》及《赠郑德夫归省序》中均谈到了立诚的重要性。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特作《修道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对立诚加以详细论述。

同年，薛侃刻印《传习录》。《传习录》中多处提到了立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诚意与格物致知的关系，诚意与正心的关系，诚意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诚意与明善的关系，诚身与明善的关系等。

文中提到，“诚”不仅为《大学》之根本，也为《中庸》之根本。关于诚意与未发之中及已发之和的关系、诚意与好恶之情的关系、诚意与知行的关系、诚意与敬的关系等，文中都予以详细论述。

王阳明一直极为重视立诚，在他晚年所撰的《大学古本序》《与朱守中》《与席元山》《与顾维贤》《与邹谦之》等文章中，均可看到他对立诚的论述。

此外，从王阳明于嘉靖五年（1526）所撰的《南冈说》（《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以及王阳明去世后出版的《传习录》下卷中，我们也可看到相关论述。

王阳明于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学术宗旨，“致良知”也成为王阳明讲学的主旨和根本。在此之前，王阳明一直将“诚意”作为为学宗旨、《大学》之根本。王阳明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省察克治，反对朱子学的主观论。因此，他自然会将“诚意”作为《大学》之根本。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心学为根本之学（或本原之学），朱子学为枝叶之学。对此，王阳明曾做如下论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后世儒者多未领会格物真意，错将“格物”理解为推究万事万物之理。因此，他着力阐述本原功夫的重要性。所谓“本原功夫”，即通过修身达到“未发之中”的过程。

弟子陆澄质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对此，王阳明答道：“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提出，体认道心为根本之功夫、本原之功夫，体认道心才能尽知天理。此外，王阳明还以船舵为例来阐述为学之要旨：“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传习录》上卷）

那么，王阳明所说的为学头脑、为学本原究竟指何物呢？这包括存天理、去私欲，体认未发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促使心体发挥作用。对王阳明而言，心体作用的终极目的即为立诚。诚意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应出自诚意，如此才有存在的价值。王阳明以树根与枝叶来形容诚意与其他功夫，该比喻极为贴切，由此可知王阳明为何会将“诚意”作为《大学》的主旨。

王阳明的弟子守衡（如前所述，陈荣捷博士将其误认为朱衡）曾向王阳明请教“诚意”。王阳明认为《大学》的主旨即为诚意，诚意之关键即为格物，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要由诚意来实现。此观点准确地揭示了心学的精髓。对此，王阳明补充道，功夫之难点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即诚其意。意若诚，则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为喜怒哀乐处于未发之时的功夫，修身为喜怒哀乐处于已发之时的功夫。总之，心若正则意“中”，身若修则气“和”。

由上可知，王阳明认为，诚意是贯穿《大学》《中庸》始终的本原功夫。

王阳明提出，诚即心之本体，唯有思诚才能恢复心之本体，因此，也可将“诚”称为本体功夫。所谓本原之学即指有生气、有活力的学问。

王阳明提出的“根本枝叶”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本原之学（或学之要旨）的内涵，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阳明心学区别于朱子学之处。对此，徐爱曾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作如下回答：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卷）

闻此，徐爱又提出，即便专心于心法，如果理法不通，仍会一无所获，所以，朱熹提倡的“主观”论是否也有可取之处？对此，王阳明答道：

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传习录》上卷）

由上可知，王阳明所说为学之头脑、本原之学就是培养根本之学，简称培根之学。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前，将诚意作为培根之学的主旨。当他提出“致良知”之后，致良知就成为培根之学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