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认为，克己之功不可间断，克己与本体所处的动静状态无关。一味求静，反而更容易潜藏私欲。因此，王阳明提倡于动时克己。

王阳明与弟子陆澄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传习录》上卷对此有记载。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王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就是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克治之功，这要优于一味静心修养。

王阳明曾以弟子陆澄的真实经历为例，来阐述事上磨炼的重要性。陆澄在鸿胪寺小住期间，某日突然收到家信，得知儿子病重。闻此，陆澄心急如焚。王阳明见此便向其阐述事上磨炼的必要性。

王阳明道：“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传习录》上卷）

此外，王阳明还举例道：“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王阳明认为，“事上磨炼”并非完全否定静坐、静心之效用，他只是担心一味静心会陷入虚无缥缈之境，不利于修身。王阳明与弟子陈九川的问答正揭示了这一点。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有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下卷）

王阳明受命平定横水、桶冈、三浰反贼之际，曾深切感受到在行事中进行省察克治的重要性。因此，在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三年期间，王阳明讲学的重点即为事上磨炼。

王阳明主张，省察克治之功应为动时之功，即通过具体事件来实现。就禅宗而言，此为临济禅。与此相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者提倡的“静坐论”就相当于禅宗的曹洞禅。

宋代高僧大慧宗杲及日本的白隐禅师均为临济派僧人。他们认为，于静处悟禅容易，于动处悟禅难。能于动处求得心静者是为真正心静，能于动处悟禅者是为大彻大悟。能真正心静者无关乎本体动静与否，此心静亦非由一味静坐而求得。专注静坐之人自以为悟禅，然此禅多于动时消泯。

总之，两位高僧认为动处悟禅的功效要胜过静处悟禅万倍，这与王阳明所提倡的“行事中进行省察克治”的观点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