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弟子王嘉秀曾就佛教、道教问题展开问答，《传习录》上卷对此有所记载。据推测，这次问答就发生在王阳明任职滁州期间，其内容可作为王阳明对佛、道批判的论据。
尽管王阳明在诗句中常用仙境借喻圣学之境，但他自转投圣学后从未将成圣的希望寄托于佛、道之上。王阳明与王嘉秀的以下问答，就揭示了这一点。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
“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
“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
“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自古以来，关于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关系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到了宋朝，这种争论更加激烈。学者们从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作用、上达与下学、格物的有无、人伦的肯定与否定等角度来展开讨论。在此不予详述。
王嘉秀认为，圣学的终极目的是儒、道、佛三者的统一。佛、道二教为圣学的上半部，即形而上的部分。对此，儒学也表示认同。与其不同的是，佛、道二教没有圣学的下半部，即形而下的部分。如此一来，后世儒者多忘记了圣学的上半部，而执着于下半部，即训诂、辞章、记诵、功利之学，以致陷入误区。王嘉秀认为，此类儒者还不及佛教、道教弟子清心寡欲、超脱凡尘。因此，他对佛、道二教持肯定态度。
王阳明指出，将圣学分为上、下两部分的观点过于偏狭，易使人陷入误区。他认为，下半部即上半部，形而下即形而上。宋代理学家程颢曾说：“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可见，王阳明继承了程颢的思想观点。
对于儒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王阳明在晚年时给出了结论。他认为，儒学承认形而下即形而上，佛、道二教只承认形而上，因此儒学涵盖了佛、道二教。
王嘉秀求学于滁州之时，王阳明受托在其书轴上留言（《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书王嘉秀请益卷》）。王阳明在该文中阐述了“万物一体之仁”“自省”的必要性及“君子之学，为己之学”等观点。其中一句写道：“呜呼！自以为有志圣人之学，乃堕于末世佛、老邪僻之见而弗觉，亦可哀也夫！”这是对弟子的严厉告诫。
弟子萧惠也好佛、道，王阳明也告诫过他。对此，《传习录》上卷中有记载：“吾亦自幼笃志二氏（佛、老），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闻此，萧惠又向王阳明请教佛、老二氏之妙。王阳明道：“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萧惠很惭愧，随即改问圣人之学，王阳明道：“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萧惠又再三追问，王阳明道：“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另外，萧惠还就生死之道求教于王阳明。对此，王阳明认为，“知昼夜，即知死生”“知昼则知夜”（《传习录》上卷）。孔子曾说过“知生即知死”，王阳明正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生死的。
据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所写《阳明先生墓志铭》一文记载，湛甘泉从安南回乡之际，曾在滁州拜访过王阳明。二人彻夜讨论了儒与佛、道的关系问题，其间多次谈到佛、道之弊端。
王阳明在京师尚未返乡之时，曾写信给弟子王纯甫，其中谈到了“气质变化”的重要性。然而，王纯甫仍执着于旧有的思维模式。对此，王阳明十分忧心，后来又多次从余姚和滁州写信给王纯甫，其言辞恳切、语气真诚，令人敬服不已。
王阳明在写给王纯甫的信中，进一步揭示出心学与朱子学的不同。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在家乡时曾写信回答弟子的问题（《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信的开头写道：“纯甫所问，辞则谦下，而语意之间，实自以为是矣。夫既自以为是，则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无所入也……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复备举其说以告纯甫。”
这封信的主旨便是阐述“明善”与“诚身”的关系。王阳明在信中指出，王纯甫长期受朱子学毒害，习惯将“知”与“行”分开讨论，而心学所倡导的正是知行合一。
王纯甫在信中问道：“学以明善诚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谓之善？原从何处得来？今在何处？其明之之功当何如？入头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
王阳明感到，王纯甫近年虽努力研读心学，但并未深悟圣学之真意。朱子学提倡，万事万物皆各有至善，须于万物中求得至善，始为明善。
王纯甫正是受此观点影响而对心学产生怀疑。对此，王阳明答道：
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
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伊川（程颐）所云“才明彼即晓此”，是犹谓之二。性无彼此，理无彼此，善无彼此也。
纯甫所谓“明之之功当何如？入头处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且纯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诚身又有诚身之功也。若区区之意，则以明善为诚身之功也。夫诚者，无妄之谓。诚身之诚，则欲其无妄之谓。诚之之功，则明善是也。
此外，王阳明赴任滁州之后，也曾写信给王纯甫（《王文成公全书》卷四）。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王纯甫在王阳明的开导下，思想认识有极大提高，学业也有所精进。对此，王阳明备感欣慰，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屡得汪叔宪书，又两得纯甫书，备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见与曰仁书，贬损益至，三复赧然。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不能积诚反躬而徒腾口说，此仆往年之罪，纯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区区，临楮倾念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