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八年（1513）五月，王阳明见到了正要返回日本的了庵和尚。此时，了庵和尚恰好住在鄞江边的嘉宾堂。为此，王阳明特别写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赠予他。由序中所写“五月既望”的字样，可推知王阳明是与徐爱在余姚近郊游玩时顺便拜访了庵。不过，该序未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

日本已故作家铃木由次郎在《阳明学大系》第二卷（昭和四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明德出版社）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王阳明与了庵和尚——中日文化交流》的文章。该文章对王阳明与了庵和尚的交往过程做了详尽介绍。特在此转载，以备读者查阅：

昭和二年（1926），蒙斋翁送我一幅匾额，以庆祝我新婚之喜。该匾额所刻内容正是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的全文（据真迹复制）。我想，先生可能考虑到我与了庵和尚同籍，特以此相赠。当时，我对心学并无兴趣，但因此序未见于《王文成公全书》，故备感珍贵。在此特书草文，以酬蒙斋翁赠序之厚意。

又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不见于《王文成公全书》，《拙堂文话》（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所著）云，该序藏于山田祠官正住隼人家，字画稳秀，神采奕奕，余顷得其景印，稳秀神采。如拙翁所言，了庵名桂悟，住伊势安养寺，后迁至京都东福寺。永正三年（1506），奉足利义澄（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一代将军）之命出使明朝。永正八年到宁波，同年八月十七日，晋谒武宗。武宗敕住育王山，居二年。将归，诸儒缙绅赠以诗文，此序盖系当时之作也。王阳明时年四十二岁，虽已说知行合一，而犹未以致良知训学者也。其倾倒了庵法容洁修，律性坚巩。乃曰，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已绝矣。设令了庵驻锡数年，导王阳明以其道，则或弃其所学，从了庵而来我国，亦未可知也。虽然，其文缘了庵故得永存于君子国，则王阳明之幸矣。

历经几度春秋，匾额日渐陈旧，我也慢慢将其遗忘。恰逢明德出版社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而推出的《阳明学大系》全十二卷即将出版，此套书为当代心学泰斗安冈正笃先生与中国哲学研究大师宇野哲人先生亲自监修。此书问世之及时如同久旱逢甘霖，真乃学术界一大幸事。同时，该匾额以相片

形式收录于此套书的第一卷中，从此它又能重现昔日神采了。

下面是王阳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的全文：

世之恶奔竞而厌烦拿者，多遁而之释焉。为释有道，不曰清乎？挠而不浊，不曰洁乎？狎而不染，故必息虑以浣尘，独行以离偶，斯为不诡于其道也。苟不如是，则虽皓其发、缁其衣、焚其书，亦逃租徭而已耳，乐纵诞而已耳，其于道何如耶！

今有日本正使堆云桂悟字了庵者，年逾上寿，不倦为学，领彼国王之命，来贡珍于大明。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

予尝过焉，见其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采自陶，皆楚楚可观，非清然乎！与之辩空，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论教异同，以并吾圣人，遂性闲情安，不哗以肆，非净然乎！且来得名山水游，贤士大夫而从。靡曼之色，不接于目；**哇之声，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绝矣。

兹有归思，吾国与之文学交者，若太宰公及诸缙绅辈，皆文儒之择也，咸惜其去，各为诗章，以艳饰迥躅，固非贷而滥者，吾安得不序？

皇明正德八年岁在癸酉五月既望余姚王守仁书

据此亦可知了庵是怎样的人。下面是铃木先生为了庵作的传记：

了庵和尚，姓三浦，名桂悟，号堆云，又号钵袋子。生于日本应永三十二年（1425）二月五日，日本伊势岩内（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明和町岩内地区）人。他幼年上京（京都），于洛北真如寺削发受戒，拜大疑禅师为师。此后，得法号证悟，以继承师道。大疑乃大愚的弟子，而大愚又为梦严大师的弟子，可以说了庵继承的正是梦严之学。

日本文明初年，了庵任伊势安养寺（位于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明和町上野地区）第二十一代住持方丈，安养寺正对伊势神宫的参拜道。该寺院建于应仁五年（镰仓后期），是为迎接大慧禅师自真如寺返回伊势而建。

也许此地距了庵故乡较近，他在安养寺任职长达十年之久。至文明九年（1477），五十三岁的了庵才调至京都的东福寺任住持。其间，后土御门天皇久慕了庵盛名，特召他前去讲授佛法。天皇听完佛法之后，不禁大喜过望，特书“了庵”二字以赐之。

此后不久，了庵就卸去住持一职，于塔头大慈院中清静度日。永正三年（1506），足利义澄将军委派了庵为遣明正使出使明朝。此时了庵已八十二岁高龄。

在室町时代，日本向明朝派遣使臣多达二十几次，其中多以通商为主要目的。其出使团主要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居坐、土官、从僧、通事和总船长，同时也有商人和水手。了庵所率使团总人数多达六百人，使团乘坐三只大船（包括两只大内船和一只细川船）前往大明。

永正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了庵一行经住吉至尼崎，乘便船到达周防山口。一行人在此滞留达三年之久。永正六年五月，他们终于重新启程。一行人自赤间关出发，于次年正月十一日到达博多，并由此地经海路前往大明。但是，由于航船在途中突遇逆风无法前行，一行人不得不中途返航。

同年十一月，了庵通过三条实隆大人向将军请辞正使一职，未能获准。于是，一行人于永正八年再次乘船出发，希望利用春汛之机，从博多顺利出航。在历经千难万险后，了庵一行终于在同年九月抵达浙江省宁波。此时正值明朝正德六年（1511），了庵已八十七岁高龄。当时，宁波设有市舶提举司，以管理海上往来船只，同时还设有安远驿馆以专门接待日本客商。此后，了庵一直住在安远驿馆的嘉宾堂，其他一行人则住在周边的馆舍中。

了庵著有《壬申入明记》一卷、《语录》两卷，嵯峨妙智院所藏《策彦入明记》的手写本中收录了《壬申入明记》。策彦为天龙寺僧人，曾以遣明使身份再次出访明朝。策彦认为，《壬申入明记》可作为日本对明贸易的参考资料。

另外，牧田谛亮先生所著《策彦入明记之研究》，能让我们清楚了解了庵出使明朝的经过。《壬申入明记》中收录了了庵一行给明朝政府的三十篇上疏文，其内容全部是关于两国通商的。小叶田淳先生所著《中世纪日中交通贸易史研究》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了庵一行在明朝的通商活动。

其中，了庵一行所带货物主要是将军敬献给明朝皇帝的贡品及其他贸易商品。贸易商品主要是各种刀剑，共计七千把。另外，还包括各使臣单独向皇帝进献的刀剑，共计九百八十把。

了庵一行滞留宁波之时，当地官员速将此事禀报朝廷。此后，礼部向一行人颁发了上京许可，但人数仅限五十人。闻此，了庵曾上疏请求皇帝准许二百九十二人同往，但未获准。一般来说，遣明使要乘船沿运河上京，向皇帝呈上拜谒表文和进贡之物。由于宁波距京城路途遥远，上京至少需百日。

正德六年九月，了庵及随行五十人自宁波启程，途经山东时常有流寇前来滋扰。由于流寇甚为猖獗，一行人只得返回宁波。此后，他们经杭州至苏州，并在此滞留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以待皇命。由于贼匪之势始终未见消减，了庵最终奉皇命前往南京进献贡品。

正德七年四月，一行人从苏州出发，当月下旬抵达南京。其中，一行人在南京受领皇帝所赐宴席、衣物等（参见《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三》中关于日本之记事）。同时，礼部以每把三百文的价格买下了贸易品中的三千把刀剑。同年五月，了庵一行返回杭州。其间他破例上疏布政司，请求朝廷再购入一些刀剑。同年六月，一行人终于返回宁波。不久，朝廷就下令买下剩余的全部刀剑，价格依弘治之例而行。

了庵闻此，不禁大喜，特地再赴杭州以奏谢圣恩。此事在日中贸易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布政司所依弘治之例有两种，即弘治八年例，每把刀一千八百文；弘治九年例，每把刀三百文。

由于此事关乎贸易成败，了庵等人竭力与大明朝廷周旋，终以高价成交。不过，《壬申入明记》中未收录与最终结果相关的史料，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京都五山与足利家族关系密切，遣明正、副使臣均由京都五山的僧人担任。正使代表日本幕府，也是一行人的统率。除此以外，五山僧人还兼任幕府及领主的顾问，他们中不乏德才兼备之人，了庵便是其中一位。王阳明赞了庵“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其实了庵更是一位深谋远虑、才华横溢的高僧。上述贸易事件，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学者辻善之助博士这样总结了庵的商贸谈判：“面对强硬谈判，他或威吓，或恳求，或暴怒，或怯懦，最终令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于永正十年满意而归。”（《日本佛教史·中世纪篇之四》）

此后，明武宗敬慕了庵的佛学造诣，命他担任宁波府育王山广利寺的住持，并派使者赐金斓袈裟。得此袈裟后，了庵随即赋诗一首：“书尽恩荣北阙天，黄梅夜半不曾传。育王山顶横云雾，无相福田担一肩。”

每当了庵升坐于广利寺正堂时，众僧人皆欢呼雀跃，其间还有很多士大夫慕名前来，向了庵请教佛法。

正德八年，八十九岁高龄的了庵请辞住持一职，并希望返回日本。一行人于同年六月从宁波乘船出发，后抵达博多。同船归国的还有日本画家雪舟。此后，了庵暂居山口县数月，永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返回京都，居于大慈院的堆云轩。之后，了庵奉后柏原天皇之命，担任了京都北部南禅寺的住持。他在重振山门后随即请辞，重返堆云轩居住。

了庵于永正十一年九月去世，享年九十岁。天皇赐谥号为佛日禅师（也有人称，了庵是日本永正三年任遣明正使时受赐此号的）。

下面是铃木写的了庵与王阳明交往的有关史实：

正德八年（1513）六月，了庵离开宁波踏上了归国之途。在了庵归国前，多位士大夫赠诗惜别，其中一位名叫卢希玉的士大夫所写的送别诗，载于《邻交征书》（伊藤松著）一书中。

赠予了庵归国

明发行囊晓拂尘，岂辞霜鬓苦吟身。

调高不是阳关唱，杯泛何妨趜米春。

水阔帆飞风力顺，华红叶绿雁声细。

至家解知诗笥重，为报贤王谢紫宸。

广平府知府 前都给事中 九十叟月湖 卢希玉

王阳明于正德八年五月既望，因可惜了庵的离去而赠序一篇，其中写道：“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予尝过焉。”由此可知，王阳明初会了庵应为正德六年九月，也就是了庵一行人刚抵达宁波之时。

然而，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被贬于贵州龙场任驿丞。次年，宦官刘瑾被诛，王阳明的冤情得以昭雪。正德五年，王阳明被重新起用，任命为江西省庐陵县知县。同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了庵于同年抵达宁波）正月，调任京城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二月，任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

据此记载，正德六年，王阳明在京城为官，根本不可能赶去宁波见了庵。不过，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补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恰巧弟子徐爱任期已满，也被调任至南京工部。其间，师徒二人在赴任南京途中，顺道回乡省亲。在南行的船中，王阳明为弟子讲解了《大学》的宗旨。

正德八年二月，二人返回余姚，并一直住到年底。由于余姚距离宁波很近，想必王阳明是在家乡得闻了庵大名后，才决定前往宁波府安远驿馆拜访的。如此推断，正与“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驲。予尝过焉……”所描写的情景吻合。此时，了庵已卸下广利寺住持一职，准备由宁波返回日本。

另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于正德八年五月开始游学，同行者有徐爱等弟子。他们经上虞进入四明山，观白水山，探龙溪之源，访杖锡寺，登雪窦山，攀千丈崖，远眺天姥、华顶二峰。此后，王阳明一行人经宁波返回余姚。

由于王阳明赠序中有“且来得名山水而游，贤士大夫而从”之句，因此《延宝传灯录》认为“学士王阳明屡次随了庵游于山水”，并进一步推测了庵或许参加了王阳明等人的这次游学。所以，王阳明与了庵的会面时间应该是正德八年（日本永正十年），即王阳明省亲期间。当时，王阳明四十二岁，而了庵已是八十九岁高龄。

王阳明在赠序中称赞了庵“年逾上寿，不倦为学”“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采自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可见，王阳明对了庵之人品和学问都深深敬服。

据《年谱》记载，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于南昌首次提出“致良知”说。可以想象，王阳明与了庵初会之时，双方皆被对方的人品和学识所折服。

了庵不仅精通佛学，在程朱理学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在了庵入明之前，心学并未传入日本。了庵与王阳明结识之后，若曾结伴同游山水，其间他必定频繁接触到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不过，心学是否经由了庵而传入日本，尚无定论。

由于了庵归国后次年便离世，很难想象他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是如何弘扬心学的，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内阁文库中藏有《了庵和尚语录》（延宝七年的印刷本），据说该书中收录了庵所著《语录》二卷，但笔者终未得见。

另外，小叶田淳先生认为，《语录》作于正德八年五月十八日，学者张迪文为该书题跋。也就是说，王阳明赠序与了庵著书前后不到两天。此种说法显然不妥，因为从商贸谈判结束到归国仅短短数日，了庵根本无法完成《语录》。

据推测，了庵可能携《语录》入明，在归国前请张迪文题跋。足利氏评价该书为“虽用儒学之词而并无儒学之见，可谓不失禅僧本色”（日本镰仓、室町时期的儒教特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语录》中丝毫未提及王阳明，但不能确定的是，了庵从归国到去世的一年中，是否写过或提起过有关王阳明及心学思想的内容。

在江户时代初期，《王文成公全书》才传到日本。其中，学者那波鲁堂所著《学问源流》一书就提到“宋朝陆象山、明朝王阳明之著述堪比藤原惺窝之作。藤原门人也称，心学能使人明辨是非……借鉴他人之所长，有助于增长自身的学问”。

虽然藤原惺窝及儒学家林罗山并未专攻心学，但他们在信奉程朱理学的同时，也十分敬重陆、王二人。了庵则是日本心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他是最早接触心学的日本人，要比藤原惺窝早一百年左右。

关于阳明学传到日本与了庵的关系，大概也就像铃木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另外，关于王阳明赠序的真迹所在，铃木先生也有相关记载：日本佛教史学家师蛮所著《本朝高僧传》的“桂悟篇”收录了王阳明赠序的全文。另外，伊势津藩儒斋藤拙堂在《拙堂文话》中写道，“山田祠官正住隼人家中藏有一卷轴，其内容即为王阳明赠了庵序的全篇。偶然得见，只觉笔锋稳秀、神采奕奕，定为王阳明亲书。因其文思畅达，且《阳明全集》未曾收录该序，故将全文抄录”（《拙堂文话》卷二）。

现在，伊势市仍然保留着正住氏的古宅，正住隼人曾任祭祀官也是事实。令人不解的是，王阳明赠序的真迹是如何辗转到了正住氏手中的。据说，在伊势的丹生地区（今日本三重县多气郡）的神宫寺中，曾藏有名为“送居士五郎太夫归日本”的字幅，现在却不知所踪。据传，该字幅写有“正德癸酉六月朔”“四明季春亭”等字句。

由此推测，此作写于王阳明赠序后。想必名为“五郎太夫”的人也是了庵一行中的一位。关于此字幅藏于伊势丹生神宫寺中的原因，也同样不得而知。

另据《拙堂文话》记载，津藩（今日本三重县津市）三宅士强家中藏有明朝人詹僖（字仲和，号铁冠道人，宁波人）所书“苇牧斋”三字的横幅以及跋文一篇。苇牧斋为士强家族十一世的祖先，曾任遣明使，其入明时间约比了庵早一年。

《拙堂文话》认为，“王阳明赠序与此字幅均存于同一地区，实在令人称奇”。不过，王阳明的真迹现已无处寻觅。据《大日本史料》一书的第九篇第四节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中曾藏有此序。在明治时代，九鬼氏族人九鬼隆一男爵是日本美术界的风云人物，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得到了此序的真迹，并将其转赠给家乡的三田博物馆。蒙斋翁赠给铃木先生的字幅，很可能就是仿此真迹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