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认为，孔子删定“六经”的目的就在于“正人心”，只有去除私欲，才能正人之心，搬弄文辞，只会助长私欲。因此，王阳明不像朱熹那样执着于著述。

他曾对徐爱说道：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讲到这里，王阳明不禁慨叹道：“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接着，王阳明又道：“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王阳明认为，研究“六经”必须消除朱熹所设定的经书与史书的界限，导入“经即史，史即经”的思想。此观点实基于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整体论，这也是心学的重要特点。王阳明与徐爱的以下问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史书所记录的事件可起到训诫世人的作用，因此史书也是经书。此外，孔子删除“六经”中诸多叛逆之事而仅存训诫之语，其目的是防止恶行流于世间。那么，孔子为何未删除《诗经》中有**邪之气的“郑风”及“卫风”呢？这不免让人对王阳明之说怀有些许疑问。朱熹认为“此类恶诗能约束人们**之心”（《论语集注·为政篇注》）。对此，王阳明则认为“郑风”“卫风”之诗乃后人附会之作，现存《诗经》并非经孔子删定之原作。

王阳明道：

《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就王通仿圣贤之作而著书一事，谈到了孔子删定“六经”的真意，同时批判了社会上无谓著述的风气，阐述了著述应奉行的宗旨。可以说，王阳明所提倡的实践哲学理论已成为历代文人学者的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