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文可知，对文人著述的行为，王阳明心存怀疑的同时也加以批判。众所周知，朱熹善于大量著述，而王阳明则不然。王阳明认为，正因为朱熹在著述方面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致使他在悟道方面所得甚少。理解这一点，也是参透心学的关键。王阳明与徐爱的以下问答，进一步展现了阳明的思想：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传习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