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韩愈被称为“宋代儒学之先驱”，但王阳明敬王通（字仲淹，谥号“文中子”）而不敬韩愈。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儒学思想的发展就陷入了长期的空白。虽然汉朝的儒学家将儒学奉为国学，但他们的贡献仅限于为经典训诂注释。而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又逐步丧失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道教与佛教却日渐昌盛，儒学逐渐被取而代之。到唐朝时，佛教的发展越发繁荣，而儒学的内容依旧局限于训诂注释。尽管儒学也是当时科考的科目之一，但其内容仅为背诵经典或注疏的词句。

韩愈成名于唐朝中期，由于对当时的儒学现状十分担忧，因此他提出要重振孔孟之道，以削弱佛教的统治地位。

韩愈认为，老庄思想、佛教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了诸多弊端，他慨叹自孟子后圣人之学已绝迹。因此，他主张以儒学观点来论道，同时指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真理正道之所在，而佛教等言皆为谬论。

此外，韩愈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倡导古文运动。他认为六朝之后的文人只注重辞藻华丽，忽视了文章内涵，因此他在文风上极为推崇古体而排斥近体。

有人认为，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反对老庄思想及佛教，功莫大焉。虽然孟子反对“唯我”说（利己主义）与“兼爱”说（“博爱”说），并将杨子（杨朱）与墨子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而极力排斥，但与孟子相比，韩愈的功绩要超出许多。就宋代儒学发展而言，韩愈的思想虽未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但他对“性”“道”的论述则尽显儒学之精髓。然而，王阳明未对此予以肯定。

王阳明曾说：“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传习录》上卷）

那么，王阳明极力推崇的王通又是何许人？如前所述，汉唐时期的儒学家仅局限于为经典训诂注疏，因此，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的儒学称为“汉唐注疏学”。

纵观历史，汉唐时期的儒学发展近于空白，但仍然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思想家。例如，汉朝的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桓谭以及王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肃、何晏、王弼及范宁，隋朝的王通，唐朝的韩愈、李翱（字习之）等。其中，隋朝的王通便是一位相当杰出的思想家。

王通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遍读“五经”。他曾向隋文帝进“太平十二策”，因未被采纳而退隐。隋炀帝时，朝廷多次许以官职，但都被他谢辞。此后，他在家乡致力于著书、讲学，其门人弟子多达千余人。初唐名士李靖、房玄龄、魏徵皆出自王门。王通于大业十三年（617）去世，年仅三十四岁。文中子是王通的谥号，由其弟子敬献。其著作有《礼论》二十二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及《易赞》七十篇，其弟子将这六部著作合称为“王通六经”。此外，他还著有《中说》（又名《文中子》）十篇。

《中说》仿照《论语》而作，格式以问答体为主，其中格言居多。然而，唐朝有学者却认为此书并非王通所著，而是王通之弟王凝与其子福畤根据王通遗言所著。由于该书在唐朝未获重视，此种猜测难免有诋毁之意。

宋朝时，《中说》终被奉为上品，有人甚至将王通称为孔子的继任者。就连理学大师程颐也予以高度评价，“王通乃隐士之君子。其《中说》多有格言，此乃荀子、杨子所不及也”。如此一来，附和之人便逐渐增多。另外，日本学者也极为重视对王通的研究，有的人已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南北朝时期。

汉代第一儒学家扬雄所著《法言》十三卷也是仿照《论语》而作，该书在六朝及唐宋时期极受推崇。但是，宋代的程颐、苏轼及朱熹等学者极力批判此书。此外，扬雄还曾仿照《周易》而作《太玄》，此书被当时儒学者批评为“非圣人而云圣人言”。

王阳明赞王通为“贤儒”，称韩愈远不及王通。但徐爱认为，王通仿照《论语》而作《中说》实乃不敬圣贤之举，王阳明对此不置可否。对此，徐爱曾特地问道于王阳明。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　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藉藉，不知其几，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哇逸**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传习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