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提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同时，《子罕篇》提到“惟夫子（孔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由此可知，孔子将“博文、约礼”当作为学之道。所谓“博文”，是指通过博览群书来探究天道，而“约礼”是以传统礼法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不失天道。因此，博文为知，约礼为行。

朱熹认为，君子要做到博文，就要多读书以求得天道，之后再将天道应用于实践。他的观点就是广知万物之理，然后将其付诸实践。同时，朱熹认为“礼”就是实践的道理。因此，朱熹倾向于先博文而后约礼，这正是他所提倡的“先知后行”的思想。

对此，王阳明的理解不同。由于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因此他将博文与约礼视为一个整体过程，而不像朱熹那样使二者有先后之别。若将朱熹与王阳明的观点加以比较会发现，前者重视博文，而后者重视约礼。

正因为朱熹重视博文，所以他难以摆脱先知后行的思想局限；因为王阳明重视约礼，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博文即为约礼。虽然，朱熹与王阳明都将博文作为约礼的必要过程，但两人的思想主旨完全不同，这也使得当时许多受朱子学影响颇深的学者无法理解王阳明的观点。

王阳明与徐爱问答时曾提到，虽然朱熹的“格物”论牵强附会，但他的“精一”说与“博约”说的观点与自己的相同（《传习录》上卷）。不过，两人所持思想主旨有较大差异，因此徐爱不免对王阳明的学说抱有疑问。对此，他们曾有以下问答：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

“‘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博文就是从具体事情中学习存天理，因为天理就是心，存天理即为约礼。因此，王阳明将博文作为约礼的过程，同时约礼也蕴含着博文的过程。这与他的“知即行”的观点一致。

王阳明与朱熹都将博文作为约礼的过程，但王阳明将“文”作为“理”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具体事情。事即意，因此他认为，理与事同样存于心内。心之本体即为良知，而心于先天已知其理。如果心受到私欲的影响，理就无法发扬光大。私欲去后理自明，因为理已植根于心中。所谓约礼，就是由具体事物实现存天理。

然而，朱熹认为理即心外之理，博文即知晓外物之理，此理存在于圣贤的著作中。他认为博文就是通过阅读圣人之言求理的过程，而约礼就是在实践过程中不违背圣人之言。由此可知，朱熹将“博约”说与“先知后行”说视为一体，而王阳明则将“博约”说与“知行合一”说视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