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注重实践，并将其作为心学的根本。他在提出“良知”说的同时，也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致知”做了以下论述：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四十岁左右时就已提出“致良知”说，不过此时王阳明还未将“致良知”作为心学的宗旨。

王阳明强调，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如果废弃此过程而仅凭主观良知行事，就如同“以贼为子，以土为食”一样愚不可及。那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与此时的“良知”说有何不同呢？在“致良知”中，王阳明将“致”的全部过程理解为良知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将除私欲的过程同样归结于良知。这也是王阳明在晚年时将“致良知”作为其学说宗旨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倡导心即理，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的过程。他主张以整体演绎的方法来理解古典儒学，反对朱子学所采取的分析、归纳之法。同样，王阳明对于《论语》中的“博文”与“约礼”、《尚书》中的“道心”与“人心”、《中庸》中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理解也与朱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