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给汪石潭回了一封信，其中阐述了“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是程、朱以来宋明儒学的重要课题，但是一直到正德六年，王阳明才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

《明儒学案》中的《诸儒学案》详细记载了汪石潭的相关信息。汪石潭，名俊，字抑之，号石潭，江西弋阳人，谥号“文壮”，弘治六年（1493）进士，被授官翰林院编修，曾参与编写《孝宗实录》。正德初年，汪石潭受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刘瑾被处死后，汪石潭重回翰林院。嘉靖年间汪石潭屡获拔擢，最终升任礼部尚书兼国史副总裁。后来在“大礼议之争”时，汪石潭因触怒世宗被迫请辞返乡，不久去世。隆庆年间被追授为“太子少保”。汪石潭和王阳明都是在刘瑾被处死之后才返京的，二人可能也是在这时相识的。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写道：汪石潭治学以程朱为宗，认为圣人之学不失其本心，便是“复性”，这和王阳明“心即理”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汪石潭批评王阳明没有“穷事物之理”，只专注于守护自己的本心，故不能“存理”，所以汪石潭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东正堂对此批评黄宗羲说：石潭只是一家之说，根本未陷入自相矛盾，黄宗羲之论缺乏定见。

一日，王阳明和汪石潭讨论《中庸》中的“中和”。随后，汪石潭就相关疑问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王阳明在回信中指出他观点中的错误之处。

这封信后来被收录在《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题为《答汪石潭内翰》，其内容大致如下：

夫喜怒哀乐，情也。既曰不可，谓未发矣。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执事既不以为然，则当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无以加矣，执事姑求之体用之说。

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虽然，体微而难知也，用显而易见也。执事之云不亦宜乎？

夫谓“自朝至暮，未尝有寂然不动之时”者，是见其用而不得其所谓体也。君子之于学也，因用以求其体。凡程子所谓“既思，既是已发；既有知觉，既是动”者，皆为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者言也，非谓其无未发者也。

朱子于未发之说，其始亦尝疑之，今其集中所与南轩论难辨析者，盖往复数十而后决，其说则今之《中庸注疏》是也，其于此亦非苟矣。独其所谓“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者，亦若过于剖析。

而后之读者遂以分为两节，而疑其别有寂然不动、静而存养之时，不知常存戒慎恐惧之心，则其功夫未始有一息之间，非必自其不睹不闻而存养也。

吾兄且于动处加工，勿使间断。动无不和，即静无不中。而所谓寂然不动之体，当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终不免于对答说相轮耳。

然朱子但有知觉者在，而未有知觉之说，则亦未莹。吾兄疑之，盖亦有见。但其所以疑之者，则有因噎废食之过，不可以不审也。

君子之论，苟有以异于古，姑毋以为决然，宜且循其说而究之，极其说而果有不达也，然后从而断之，是以其辨之也明，而析之也当。盖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

今学如吾兄，聪明超特如吾兄，深潜缜密如吾兄，而犹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异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无讳。有所未尽，不惜教论。不有益于兄，必有益于我也。

王阳明在回信中阐述了自己的“未发已发”论和“体用”论。汪石潭认为应该求“未发之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而王阳明则认为“未发之中”其实就是心之“本体”，并且体用一源，但有“显微”之别，“体”微而难知，“用”显而易见。王阳明晚年将“未发之中”发展为“良知”，认为“未发之中”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就是“良知”，故“未发之中”也就是“良知”。

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未发已发”论视作“体用”论，并且强调“体用一源”，提倡通过“用”去求“体”。

王阳明规劝众人不要求“未发之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即不要只在“静”时去求“未发之中”。曾有弟子问他：“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王阳明回答说：“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此外，王阳明还阐述了求“气宁静”的弊害，并指出“求中”修行和“气”的宁静与否没有关系，而与“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有很大关系。（《传习录》上卷）

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还指出，为了不使动时修行中断，不仅要在静处做到“中”，还需要在动处做到“和”，其实是进一步强调了“动时功夫”的重要性。

对“中和”说论述得最详尽的应该还是朱熹，他曾写过四篇关于“中和”说的文章。但是朱熹的“中和”说在前期和后期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后人普遍将他在《中庸章句》中论述的“中和”说当作定说。朱熹的“中和”说出现了“求未发于静时”的倾向，而王阳明则将“未发”视作“体”，并认为可从“用”上，也即从“动时”求“未发”。

朱熹“求未发于静时”的倾向和宋代的主静思潮有关，而王阳明“求未发于动时”的主张则和明代的主动思潮有关。

通过上文中的书信，我们基本可以了解王阳明“体用”论的概要。王阳明去世之后，部分弟子误解了他“以用求体”的本意，而简单地理解为“用即体”，于是失去了宽容敦厚的气度，日常言行也变得粗暴鲁莽。良知归寂派的聂豹见此情形，便努力用自己所创的“归寂”说去纠正他人的行为。

东正堂对此曾评价说：王门诸子中，尤其是聂豹，他用“归寂”说去探寻阳明先生的本意，然后再对照朱熹的“中和四说”，终于明见阳明之学的精粗得失，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一《文录一·书》）

毫无疑问，聂豹的“归寂”说给陷入猖狂之弊的王门支流送上了“顶门一针”。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认为朱熹的“动静”功夫可能会发生间断。无论是“体用”，还是“动静”，王阳明都特别注重追求功夫的连续性，若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得不说朱子学陷入了剖析之弊。

此外，王阳明还阐述了修行中的“体认”，也即“自知”的重要性，并且排斥“臆测”。王阳明在信中还提到“盖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这句话很好地展现了王阳明提倡“体认自得”之学的本来面目。

在上文书信的末尾，王阳明写道：“有所未尽，不惜教论。不有益于兄，必有益于我也。”

浏览王阳明写给弟子们的信件，我们会发现他经常会使用这样的“甜言蜜语”来结尾。弟子们看到老师这般说，自然会精神振奋，心情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