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文成公全书》卷四《文录一》的“书一”中记载，辛未年，即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给徐成之写了一封信（《答徐成之》）。据《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外集三》的“书”记载，在壬午年，王阳明又给徐成之写了两封信。壬午年是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时年五十一岁。

徐成之曾向王阳明请教朱陆同异的问题，《外集三》中记载的书信内容正是王阳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王阳明在信中阐述了调停朱陆的观点。

但这存在一个问题，王阳明在四十九岁时提出了“致良知”说，公开批判朱子学，所以在五十一岁时根本不可能提出“朱陆调和”论，因此上文中的记载应该是笔误。王阳明给徐成之写的后两封信的确切时间是壬申年，而不是壬午年。壬申年，即正德七年（1512），王阳明四十一岁时。

此外，根据《王文成公全书》中按照年代顺序来叙事的体例，也可以断定壬午年应该是壬申年的笔误。又，《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将王阳明后来给徐成之写两封信的时间记作正德六年，这应该也是一处笔误。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在龙场时，席元山曾经向他请教过有关朱陆同异的问题，但王阳明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席元山谈起了“知行合一”说。至于王阳明为何没有回答席元山的问题，《阳明先生年谱》中没有记载。

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中悟出了“心即理”后，阳明学变得更加倾向于陆学。自元代以来，“朱陆同异”论就成为儒学的一个大问题。“朱陆同异”论辩论的最终结果会导向“朱陆同调”论，但是朱子学者又不愿意承认“朱陆同调”论，因为一旦承认“朱陆同调”论，就会被认为是赞同陆学，从而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朱子学昌盛至极，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夸赞陆学，就会立刻遭到全面攻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在龙场时，王阳明故意没有触及“朱陆同异”论。但是返回京城之后，面对徐成之关于“朱陆同异”的提问，王阳明就不能不正面回应了。

徐成之，名守诚，浙江余姚人氏，其他信息不详。根据王阳明的回信，可以推测出徐成之应该是笃信朱子学。通过王阳明在正德六年写给徐成之的书信，可以得知王阳明和郑岳在旅馆会面的时候，徐成之也恰好在场。王阳明和他聊起一些日常生活问题，发现徐成之不仅是自己的同乡，还是一位笃学之士，于是给他写了一封激励的信，并加上一些嘱咐。

当时徐成之在乡里被骂作远离时世的“愚儒”，但他依然自立自强，勤勉学习。王阳明在信中为自己未能对徐成之提供帮助而感到惭愧，希望能够对徐成之施以援手。王阳明在信中还写道：“近为成之思进学之功，微觉过苦。先儒所谓志道恳切，固是诚意。然急迫求之，则反为私己，不可不察也。”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徐成之求学显得有些急躁。

王阳明接下来又说：“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则义理自熟。”王阳明向徐成之阐述了“存心”功夫，并告诫他做学问不能过于急躁，还列举了孟子的“勿忘勿助”“深造自得”之训，希望他能够学有所成。其实王阳明在信中阐述的正是自己的“实践”功夫。龙场顿悟之后，王阳明倾心于孟子的心学，要求他人注重实践也是必然。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徐成之曾与信奉陆学的王文辕论“朱陆同异”，但二人见解不同，于是徐成之写信给王阳明，请他来裁决。

王阳明给徐成之回了两封信，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朱陆同异”的观点。

第一封书信（摘录）：

承以朱、陆同异见询。学术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侪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细观来教，则舆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为得也。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吾兄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

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务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穷本极源，真有以见其几微得失于毫忽之间。若明者之听讼，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辞之直者，复有以察其处之或未当。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获伸者亦有所不得辞其责，则有以尽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圣人于百世矣。

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

今舆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

吾兄之论晦庵曰：“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

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堕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之“尊德性”矣。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二者之辩，间不容发。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

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顾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以某所见，非独吾兄之非象山、舆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舆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当面悉，姑务养心息辩，毋遽。

从中可以看出，王阳明觉得徐成之和王文辕对朱陆同异的争论其实是基于各自的求胜心，所以他觉得二人与其去争论朱陆的异同，还不如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王阳明告诫二人不要评论别人的是与非，首先要去判清自己的是与非。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龙场时，席元山曾向他请教过“朱陆同异”论的问题，但他没有回答，而是谈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在此之前的一年，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中悟出要通过“体认自得”去“格物致知”。他觉得“体认自得”要比“朱陆同异”更为重要，所以才没有回答席元山的问题。

在王阳明看来，“格物致知”并不是单纯的主知性的功夫，而是要通过“体认自得”才能实现，这和朱熹提倡的“先知后行论”完全不同。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知”的功夫，而“正心诚意”是“行”的功夫，坚持的是“知行二分”的立场，而王阳明坚持的则是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的立场。如果套用《中庸》中的话，那么“知”就是“道问学”，“行”就是“尊德性”，朱子学是以前者为主，而陆学则是以后者为主。

王阳明在回答徐成之的“朱陆同异”论的问题时，和在龙场时一样，依然刻意回避谈及朱陆两学的是与非，阐述的仍是“体认自得”之学。但又和在龙场时有些许不同，他的回答不可避免地对朱子学和陆学进行了比较。

在第一封书信中，王阳明没有将“尊德性”和“道问学”视作两种功夫，而是将二者视作一个整体，这和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的主体是相同的。

第二封书信（摘录）：

昨所奉答，适有远客酬对纷纭，不暇细论。姑愿二兄息未定之争，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无丝发之憾，而后可以及人之非。

早来承教，乃为仆漫为含糊两解之说，而细绎辞旨，若有以阴助舆庵而为之地者，读之不觉失笑。曾为吾兄而亦有是言耶？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

舆庵是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独其“易简觉悟”之说颇为当时所疑。然“易简”之说出于《系辞》，“觉悟”之说虽有同于释氏，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舆庵之是象山，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珷玞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

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

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顾晦庵之学，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独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

此仆之至情，终亦必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为两解之说以阴助于舆庵”？

和上封信一样，王阳明依然在规劝二人放弃朱陆之争，让他们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据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采取的是调停朱陆之争的态度。

当时有人觉得陆学因为专一于“尊德性”，所以陷入禅学空虚之弊。王阳明对此解释说，陆九渊其实也在教弟子读书穷理，所以根本没有陷入禅学的空虚之弊。当时还有人觉得朱熹因为专一于“道问学”，所以陷入俗学的支离之弊。王阳明对此辩解道，朱熹也在提倡“尊德性”，并没有陷入俗学的支离之弊。

王阳明非常想调停朱陆之争，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朱子学风靡于世，陆学蒙冤三百年，没有人敢为它出头的现状。王阳明在上文中吐露了自己的至情至性——他想为遭世人责难的陆学昭雪，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还指出这其实也是朱熹的遗愿。

王阳明毫不避讳自己从朱熹处得到了诸多“恩惠”。在当时，若有人敢肯定陆学，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调停朱陆之争，也会遭受众人的责难，但王阳明还是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王阳明在晚年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当他再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在书信中提到的“朱陆调和”论，自然会发现诸多不足，这可能也是他不愿将这两封书信收录到《传习录》中的原因吧！

王阳明抱持“朱陆调和”论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晚年，他才积极提倡陆学，但同时也指出陆学不可避免地存在粗略之处。

在上文中，王阳明认为朱熹和陆九渊都有争胜之心，所以二人不及颜回和程颢，这一观点对考证王阳明的学统非常重要。此外，王阳明还指出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犯错，而是因为他们敢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给有志于圣学的弟子们送上了“顶门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