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六年（1511）十月，王阳明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文选清吏司是负责文官铨考的机构。是时，湛甘泉被任命为出使安南的使者。在京城时，王阳明一有闲暇必会去拜访湛甘泉，二人同行同饮，切磋学问，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努力。虽然经过二人的努力，复兴圣学已经出现曙光，但朱子学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湛甘泉离开京城前往安南，必然会给圣学的复兴带来不少障碍，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

王阳明特意为湛甘泉写了两首题为《别湛甘泉二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的送别诗，寄托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王阳明在第一首诗中写道：

行子朝欲发，驱车不得留。驱车下长阪，顾见城东楼。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诗中的“艰难”二字，以及“孰知我心忧”一句，表达了王阳明在复兴圣学的“艰难”之秋，面对盟友湛甘泉的离去，内心充满忧虑，非常痛惜的心情。但是，在第二首诗的末尾，他写道：

结茆湖水阴，幽期终不忘。伊尔得相就，我心亦何伤！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

王阳明坚信圣人之道绝不会坠落，日后自己一定还能和湛甘泉相会，到那时就可以选择一块远离尘世的清净之地居住，一起切磋学问。在湛甘泉将要离开京城之际，王阳明在浙江的萧山湘湖附近购买了一块山清水秀之地，建了一座草庵，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和湛甘泉、黄绾一起在此养老。诗中提到的“幽期”说的便是这件事。

除了送别诗之外，王阳明还特意为湛甘泉写了一篇《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其中论述古今学术的变迁，以及湛甘泉和自己的学术特色。读罢此文，我们能感受到王阳明对复兴圣学的一腔热情。以下为《别湛甘泉序》的全文：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惟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一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

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辞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

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

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予言为缀乎？

由此文可知，王阳明只是言及周敦颐和程颐，丝毫没有提及朱熹，但对于周、程之后的学说，他评价道：“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朱熹之名，但其实是对朱子学的暗中批判。

朱熹的辩友也曾批评朱子学陷入“支离”，并且强调做学问要注重“自得”。“自得”一词始自孟子，后来程颢和陆九渊对此也极为尊崇。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一文里暗中夸赞了陆学，却没敢直接点出陆九渊的名字。后文我们还将详细介绍王阳明当时对“朱陆同异”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