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提到的王阳明的弟子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方叔贤。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阳明出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方叔贤是吏部郎中，是王阳明的上司。

方叔贤，名献夫，字叔贤，号西樵，谥号“文襄”，南海人氏，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年间被任命为礼部主事，后来又转任吏部员外郎。方叔贤曾与王阳明交谈，感触颇深，于是向王阳明行弟子礼。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感化力是多么强大，而方叔贤是多么虚心向学。

但是，方叔贤身体不太好，最终因病辞职返乡，在西樵的山中苦读十年后，于嘉靖元年（1522）复出，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在家中休养十年，去世后被追授为“太子太保”。

方叔贤归省之际，王阳明特意写了四首诗送别，题为《别方叔贤》（《王文正公全书》卷二十）。王阳明在第一首诗中倾诉了自己的离别之情，非常适合送给归省的友人。“西樵山色远依依，东指江门石路微。料得楚云台上客，久悬秋月待君归。”

后三首诗是论学之诗，第二首诗这样写道：“自是孤云天际浮，箧中枯蠹岂相谋。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篇一字不？”大意是：就如同孤云悬挂于天际一样，虚中本来就藏有实，因此只通过读书是不可能得道的。希望各位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下伏羲创立的八卦，其中又岂有冗余之处？因此要想求道，就不能仅靠读书。王阳明其实是在告诫方叔贤，不要陷入朱子学的读书穷理之弊。

接下来，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大意是：究竟是让心保持“寂寂”好，还是让心保持“惺惺”好呢？这种讨论根本就毫无意义。人的性情本来就是“不妄”的，宋代诸儒不辞辛苦地通过“知见”去寻觅“虚灵”，这本身就非常可笑。王阳明其实是在用此诗批评宋儒通过胡乱拨弄“知见”去探求人的内心的行为。

最后，王阳明在第四首诗中写道：“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大意是：道本无为，就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之中。就如同何去何从全由自己决定，不需去询问邻居的意见一样，要想求得自己的道，最终还得靠自己。没有必要前往天台的飞仙灵场，也没有必要去寻找桃花源的入口，这一切其实都蕴藏在我们的内心，只要向心内求，一切都可以得到。王阳明是想用这首诗告诉方叔贤“心即理”，不要向心外求理，一切都可以自悟自得。

可以说，上文中提到的后三首诗展现了王阳明当时的学术造诣。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四首诗之外，王阳明还为方叔贤写了一篇《别方叔贤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序中记载了王阳明和方叔贤会面时的细节以及方叔贤的学风等。

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其有志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

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此非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者，不能也。虽横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于此！独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当之！

夫以叔贤之善变，而进之以无我之勇，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叔贤之美有若是，是以乐为吾党道之。

王阳明在上文中提到了张载，是为了夸赞方叔贤做学问的态度和大儒张载一样。昔时，张载到京城后，一边做官一边讲学。张载以老师自居，召集门徒，每日坐于虎皮之上，向弟子们讲授《周易》。后来，二程也来到京城，当时二人还只是书生。张载和二程会面谈《周易》，张载深感自己的所学不及二程，于是翌日鼓起勇气，撤掉虎皮，对众弟子说：“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

张载辞官回到陕西关中老家，终日端坐于一室内，左右遍置书籍，俯可读书，仰可深思。一旦有悟，即使是在夜里，也必秉烛记录下来。就是经过这样的苦学，张载最终著成了《正蒙》。

方叔贤和张载一样，归乡之后也是苦读十年。东正堂曾经猜测叔贤所著《周易传义约说》应该是这一时期写成的。（《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三《文录四·序记说》）

方叔贤拜王阳明为师一事，如果借用韩愈《师说》中的一句话就是：“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但是，东正堂这样评价韩愈的《师说》：韩愈本打算以老师自居，李翱、张籍等人虽为弟子，却视韩愈为友人，无人敬仰韩愈，故韩愈所著《师说》实乃无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