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王阳明离开龙场，抵达辰州的时候，曾教授弟子们“静坐”，以使他们能够领悟“知行合一”的主旨。有些弟子误将王阳明的“静坐”说理解为禅宗的“坐禅入定”，为此王阳明还特意写了一封信来解释。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阳明回到京城，黄绾和应原忠前来拜访，和他一起探讨学问。至此，王阳明、湛甘泉、黄绾和应原忠四人聚到了一起，为复兴圣学而共同努力。王阳明曾对黄绾和应原忠说：“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阳明先生年谱》）

应原忠当时已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后来为了孝养双亲而辞职返乡，在山中苦读近十年。最后，应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场，出任广东省右布政使。

应原忠对王阳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诲不太理解，心存疑问。正德六年，王阳明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黄宗贤应原忠》（《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详细阐述了“明镜”论：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间以造诣未熟，言之未莹则有之，然却自是吾侪一段的实功夫。思之未合，请勿轻放过，当有豁然处也。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若驳杂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弗以为烦难而疑之也。

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

向时未见得向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

在《传习录》上卷中，王阳明曾借用“明镜”来比喻实践修行的重要性，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故圣人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功夫。”

而王阳明的高徒徐爱则说道：“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徐爱从王阳明“格物”说的立场解释了王阳明在书信中阐述的“明镜”论，是对王阳明“明镜”论的有力补充。

在上文的书信中，王阳明阐述了儒学和佛学的异同，但是徐爱用“明镜”来论“格物”，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王阳明的“明镜”论和佛教的“明镜”论存在本质区别。

总之，王阳明的“明镜”论所说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阳明又非常担心，如果过于专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会演变成弃绝一切外部事物和人伦道德，最终陷入静寂虚无的“虚禅”世界。鉴于此种担忧，王阳明借用程颢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明镜”论并非如此。

王阳明指出“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用“义”的有无来区别儒学和佛教。此外，王阳明还指出“释家最终未谈居敬”，又用“居敬”的有无来区别儒学与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术”，也是宋儒用来否定佛教心术的重要概念。王阳明的“明镜”论可以说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产物。

黄绾和应原忠最初难以理解王阳明提出的“廓清心体”，于是王阳明向他们解释说：“若识得常人心如明镜，修行自然不觉困难。”

王阳明认为只要悟得“心之本体”，那么再困难的“功夫”也可以轻易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去欲功夫”不同于程颐和朱熹的。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只要凭借“心之本体”的力量就可以实现“去欲功夫”，而程颐和朱熹则认为必须通过“去欲功夫”才能达到“心之本体”。

王阳明主张的是“本体即功夫”，而程颐和朱熹主张的则是“功夫即本体”。在当时，王阳明的“本体即功夫”思想还不太成熟，直到他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后，这一思想才最终完善起来。对晚年的王阳明来说，“良知”就如同一粒灵药，有点铁化金之效。王阳明悟出“良知”之后，遮蔽“心体”的私意习气就如同将雪投入火炉中一样，瞬间融化无形了。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说得极端一点儿就是只要顿悟了良知，那万事皆可了。这是典型的“良知现成”论，可见王阳明在晚年陷入了“良知现成”论之弊。

不管怎么说，“明镜”论和“致良知”说之间存在着“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前文已述，神秀和慧能曾分别作过两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镜”论的差异其实也是“本体功夫论”上的差异。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对于王阳明在写给黄绾和应原忠的书信中阐述的“儒佛论”，许舜屏评价道：“一语道破儒、释之别！”

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上文中的“明镜”论做比较，我们会发现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镜”论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和镜子一样，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欲；而提倡“致良知”时的阳明心学认为“心体”是主体性的，可以自主性地运动，通过“心体”自身的运动就可以克服私欲。“明镜”意味着澄明的“心体”，王阳明在壮年时提出“明镜”论，将“心体”（也可称为“真性”）喻作“明镜”，这其实为他晚年创立“良知”说埋下了伏笔。一旦他悟出“心体”具有主体性，且可以自主性地运动之后，自然就会悟得“良知”说。

虽然在前文中提到的“明镜”指的就是“心体”（真性），但对王阳明来说，此处的“明镜”更应是“天理之心”。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心即理”，故“天理之心”其实就是他所说的“明镜”。只要悟得“天理之心”就是“明镜”，那么一旦私欲产生，“心”就能立刻感知到，自然就会将其拂除。但是，要想真正得到“明镜”之悟并不容易，若非王阳明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很难获得这一体悟的。

王阳明认为“明镜”是人先天具备的东西，但由于受私欲蒙蔽，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感知到。如果通过实践修行将其擦拭出来，那么“明镜”就会重放光芒；否则，即使觉悟了“明镜”，得到的也只是一片虚影。王阳明特别害怕这种情况发生，于是离开龙场之后教育弟子们要通过“静坐”去悟道，以防陷入追逐虚影之弊。王阳明回到京城之后，曾专门论述“明镜”论，告诫大家要像打磨明镜一样去体悟“天理之心”，要在具体的实践上下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明镜”其实就是《大学》中提到的“明德”。这样想来，王阳明所说的“明镜”和佛教中提到的“明镜”在本质上还是存在差异的。前文已述，《大学》中提到了“三纲领”和“八条目”，这些都是高高在上，教人如何去“治人”的学问。“三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究竟是指什么呢？说到底就是让人去探明心中的天理。

朱熹对“明德”做了如下阐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大学章句》）

朱熹的“明明德”就是要使人原本具有的“明德”光明、显明、昭明、明亮起来。朱熹认为“明明德”功夫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因为心中存有“众理”，所以必须存养本心，以充开气禀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二是必须一个一个地去穷尽万物之理，也即必须去“格物穷理”。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引用的“虚灵不昧”其实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但佛教只提到人心的“虚灵不昧”，没有提到人心还具备“众理”，所以朱熹觉得佛教难以应对万事万物。朱熹批评佛教没有“格物穷理”，他认为“存养本心”和“格物穷理”同等重要，都是修行中所必需的。

朱熹理解的“格物穷理”其实就是要一个一个地去穷尽万物之理，否则就难以悟得心之“本体”。此外，朱熹提出的“全体大用”说，认为无论做何事，如果不是发于完整的心体，就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要想达到“全体大用”，就必须去“格物穷理”。万事万物不论其本末，也不论其精粗，都要事无巨细、一个一个地去穷理。朱熹把“存养本心”和“格物穷理”视作自己的治学之道，他曾强调“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

但是，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其实是将“心”与“理”人为分割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于是他批评朱熹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上卷）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指出：“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而王阳明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比较二者的差异，会发现朱熹提出的是“具众理”，而王阳明提出的是“众理具”；朱熹说的是“应万事”，而王阳明说的是“万事出”。显而易见，朱熹的“心”与“理”是二分的，“心”与“事”也是二分的；王阳明的“心”与“理”是一体的，“心”与“事”也是一体的。佐藤一斋曾评价王阳明的这句话有“点铁成金”之功效，此处的“铁”指的就是“朱子说”。

但是弟子中有人对王阳明的“心即理”心存疑问，于是列举了程颐的“在物为理”来向他提问。

王阳明对此回答说：“‘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卷）

在王阳明看来，由于“心”与“理”二分，所以即使在内部存在私心，只要在外部表现得合乎道理，也会被认为是“善”，结果就出现了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人，他们对外声称“尊王攘夷”，其实都藏有私心。王阳明痛感将“心”与“理”二分的弊病，所以提出了“心即理”。其实在宋代已经有人提出了既要外合乎道理，又要内不存私心的主张，只是没发展出“心即理”而已。

总而言之，王阳明所谓的“明镜”其实就是《大学》中所言的“明德”。通过上述所言，可以发现朱、王二学在“明明德”上存在显著差异。

朱、王二人都认同圣人之心未曾蒙尘，犹如一面“明镜”，而凡人之心已经蒙尘，故称之为“昏镜”。此外，镜子追求的都是能够好好照物。朱熹认为凡人要通过“格物穷理”来使心体恢复本来的明亮，得重在照物方面下功夫；而王阳明则认为凡人的“心即理”，只要去除心中的欲念，自然就可恢复本来的明亮，重在去欲念方面下功夫。

虽然王阳明提倡“心即理”，但他依然认为切实地去欲实践功夫非常重要。王阳明到晚年后，虽然明示了“心即理”的本体即是“良知”，并且把“致良知”当作自己治学的宗旨，但他同时也担心众人会因为将“顿悟良知”看作一件极其简单的事而陷入虚妄，还担心众人会忽视切实的实践功夫。